【本文为作者“中国学者百人百访”系列的最新一篇。】
武兵科，兰州大学“一带一路”研究中心讲师，阿富汗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法学博士。兼任中国南亚学会中南亚研究分会秘书长，相关部门智库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恐怖主义”、南亚问题、世界政治理论。作为子课题负责人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项，主持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四项。发表学术文章十余篇，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十余篇咨询报告被中央国家机关和省部级相关部门采纳。
以下是采访实录：
问：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转向大国竞争的背景下，为何研究当前国际“恐怖主义”局势和美国国际反恐战略？
武兵科：众所周知，9•11事件后，美国在国际反恐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但特朗普政府以来，大国竞争明确替代国际反恐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关注。拜登上台后，美国“遏华行动”升级及“两场重大冲突持”持续吸引国际社会关注，大国竞争和国际反恐易被当作此消彼长的两个议题领域。因此，国际反恐的相关学术研究、智库报告、新闻报道遭遇“降温”。
但是，国际恐怖主义和美国反恐战略的相关研究仍有重要价值。一方面，从现实威胁来看，国际恐怖主义正在加速重组积蓄力量。今年以来，国际社会先后出现伊朗克尔曼省爆炸事件、俄罗斯莫斯科音乐厅恐袭事件、巴基斯坦香拉县爆炸袭击事件和中资企业车队遇袭事件等重大恐袭活动，欧美多国也破获多起恐袭图谋。更明显的是，国际恐怖主义对中国的威胁正在快速增加，政策界对国际反恐的短期情报信息和长期基础研究的需求非常迫切。另一方面，拜登政府虽结束长达20年的阿富汗反恐战争，但美国系统性的全球反恐行动并未停止，与全球78个国家和地区保持反恐合作，执行常态化地面反恐行动，对恐怖分子头目实施斩首。
美国国际反恐战略调整是影响国际反恐形势走向的重大因素。为更好地服务国际恐怖主义研究，需要梳理清楚当下美国的国际反恐战略。那么，如何理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大国竞争转向，与国际反恐行动仍在系统进行的反差？如何评估美国国际反恐战略变化对国际反恐形势和中国海外利益的影响？这些是本研究的出发点。
问：如何评估当前国际恐怖主义局势？
武兵科：当前国际恐怖主义局势与9•11事件发生前及发生后的20余年截然不同。
一是国际恐怖主义动能转换，“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以下简称“呼罗珊分支”）成为“领头羊”。21世纪的国际恐怖主义可分为三个阶段：在前十年，9•11事件和美国阿富汗战争后，“基地”组织建立以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区为核心，遍布全球的跨国分支网络。在第二个十年，本•拉登被击毙后，“基地”组织开始衰落。同时，“阿拉伯之春”后中东多国政体被颠覆，“伊斯兰国”（ISIS）迅猛崛起，其展现的极端主义思想、暴力手段和领土控制企图，标志着恐怖主义的重要转变。在第三个十年里，ISIS头目在中东被连续击毙、美国撤军阿富汗及巴以冲突爆发后，大量来自中东、非洲甚至欧美的“圣战”分子向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区转移，为呼罗珊分支的兴起提供了基础。
二是地区反恐形势变化。9•11事件后，国际反恐形成以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区和伊拉克-叙利亚地区为“中心”，以北非、东南亚、欧洲地区为反恐“支线”，以其他地区零散“圣战”活动为“附带”的全球分布格局。随着美国撤军阿富汗、巴以冲突爆发等事件，当前国际反恐形势的全球分布呈现新的格局。中南亚地区成为全球恐怖主义活动“高危区”，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区成为呼罗珊分支的藏匿地，中亚地区人员被大量招募实施恐袭；非洲地区沦为暴力冲突的“重灾区”，恐袭致死人数占全球相对多数；中东地区重陷诱发暴恐的“泥沼地”，巴以冲突久拖不决为恐怖组织提供滋生温床；欧美国家面临游离恐袭侵扰的“脆弱态”，同时面临“圣战”与极右翼暴力两种恐袭风险。
三是恐怖主义活动更加多元、呈现新的特点。首先，意识形态的多元化，除“圣战”活动外，欧美地区极右翼暴力活动也在快速增加。其次，除非国家行为体以外，部分国家“支恐”、“用恐”以实现地缘政治目标的迹象让人担忧。最后，恐怖活动致命性、利用新型技术（AI、3D打印、无人机等）以及针对西方领导人的政治暗杀等趋势不断增强。
问：9•11事件后美国为实现国际反恐目标放松了大国竞争，后又因大国竞争降低了国际反恐注意力，如何看待大国竞争与国际反恐两者之间的关系？
武兵科：毫无疑问，从美国对各个部门的资源和注意力的分配上，大国竞争和国际反恐存在竞争关系。然而，两者也存在紧密的相互影响。
一方面，大国竞争激烈恶化国际反恐效果。大国竞争为阿富汗-巴基斯坦、非洲、中东等地区各类恐怖组织留下权力真空，严重毒化反恐合作环境和互信，挤占原本应用于反恐关键领域的情报和安全资源，为恐怖分子留下袭击漏洞。另一方面，国际反恐被用作大国竞争的工具。国际反恐或者支持利用恐怖主义的行动时常内涵服务大国竞争目标的功能。美苏双方就曾利用恐怖主义实现其地区战略目标。随着特朗普政府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将“东突”等组织移出恐怖组织名单，“恐怖主义”被一些国家“工具化”和“政治化”的特点愈发凸显，以作为实现大国竞争目标中道德成本高但经济成本低的战略选项。
问：在大国竞争背景下，美国设定了怎样的国际反恐目标？
武兵科：从根除全球恐怖主义到摧毁具体组织，美国曾寻求实现一系列宏大愿景。布什政府曾誓言铲除所有类型的恐怖主义。之后两任政府由于不愿承认国际反恐失败，其国际反恐目标虽有降调，但仍充斥着不切实际的口号和目标。拜登上台初期面临多重国际反恐困境：既不能遵循“全球反恐战争”的重资产路径，也无法从国际反恐中抽身而去；既要专注于大国竞争，又要应对复杂的国际反恐形势；恐怖主义治理需要综合施策，但美国独木难支。
面对种种困境，拜登政府努力平衡国际反恐与大国竞争的关系，制定了趋于现实的反恐目标。一方面，美国设置国际反恐目标的“禁区”，即“不再”追求根除恐怖主义、恐怖组织及其庇护所，接受“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等国际恐怖组织持续存在的现实；“不再”轻易陷入冲突泥沼；“不再”承担他国国家建设和反恐主责。另一方面，设置国际反恐目标的“底线”，管控国际恐怖主义局势，即坚守美国本土不被国际恐怖分子袭击的红线；集中资源打击直接威胁美国及其盟友利益的重点恐怖组织，而不是均分力量、四处出击；削弱恐怖组织的活动能力而非“击败”恐怖组织。
问：为实现上述目标，美国采取了哪些反恐手段？
武兵科：一是优先使用外交而非军事手段。首先，美国将外交视作国际反恐的基本抓手，认为军事手段无并非万能，只是美国的底牌。其次，重新定义美国与伙伴国的关系，将全球反恐战争以来形成的“美国主导—伙伴国赋能”（U.S.-led, partner-enabled）的合作模式，转变为“伙伴国主导—美国赋能”（partner-led, U.S.-enabled）的权责格局。最后，强调美国领导下的多边反恐合作，确保全球反恐机制符合美国利益与价值观。
二是优化使用军事手段，而非盲干蛮干。首先，明确建立反恐武力部署的梯级格局，包括：伙伴国执行主要作战任务，美国军事小组则发挥情报收集、监测和空袭功能；通过远程监控和空袭等“超视距”手段压制恐怖活动；加强本土防御能力。其次，收紧无人机反恐的使用条件，包括：优先活捉而非击毙恐怖分子；在常规战区外，需确定袭击对象为恐怖组织成员、对美国人构成持续紧迫威胁且获得总统许可，才能实施无人机打击，而非仅凭可疑分子的行为模式；最后，提升军事反恐的透明度并强化问责制，降低武力反恐所致的平民伤亡人数。
三是增强发展治理手段，推广美国价值观。拜登政府明确划分国务院、国际开发署和国防部的职责，促进不同部门在发展治理决策上的协作；强调通过对外援助提升地区国家治理能力，借此推广美式价值观。
问：美国国际反恐战略调整对国际“恐怖主义”形势及中国有何影响？
武兵科：美国国际反恐战略调整无助于国际反恐形势的实质性改善。在目标上，“管控”国际反恐形势意味着，美国大幅放松了对国际反恐形势的要求，只要不超过“警戒线”即可。在手段上，斩首恐怖分子、削弱恐怖组织的活动能力，无法一视同仁地实施发展治理，容易导致恐怖组织被打散后重新聚集。同时，囿于缺乏地面力量支持，加之对空袭行动的严格限制，美国无人机反恐的成效已大打折扣。在袭击对象上，重点关注威胁美国利益的组织忽视了“恐怖主义”的跨国性特点，原先无意“反美”的恐怖组织时机成熟时完全有能力袭击美国。
对中国而言，随着美国国际反恐的角色实现由“前台”向“幕后”、由“明”转“暗”、由“被动”化“主动”的转变，加之中国战略利益在海外持续扩展，遭遇袭击的风险不断加大。考虑到“一带一路”建设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海外投资需要充分考虑该国的政治风险，做好扎实的调研考察，与当地社会建立包容性的关系。同时，在国际恐情监测、海外安保机制上，需要做更多创新性的努力。
（注：王英良，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FT中文网“资本与国家”专栏作家，目前正在推动“中国学者百人百访”这一栏目，微信号：porsche910114。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