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六十年以来最大规模、对峙最激烈的总统选举尘埃落定。尽管新政府组阁过程中，入局的政治任命候选人的加入也会带来一定政策理念的磨合与修正，新政府也还无例外地要在运作初期经历各政府部门职业官僚的“规劝“或者说”驯化”。更有深层次政治运作体系(deep state）在一系列重大变革性问题上与特朗普行政当局的互动。但是，目前已经可以根据相关信息，并结合历史情况进行分析和观察。
由于中美朝鲜战争后长期隔海对峙，长于以军事实操推演及相关逻辑入手，进一步研究两国关系的文章较有影响。依据各种国际关系理论推演两国未来关系的演进也是一种主流的研究方式。这两类研究互相影响，相互补充，在普罗大众中影响广泛。而媒体从中习得的知识、观点和立场，经传播在社会上扩大。大众传播舆论的反馈虽说不在大雅之堂，其对民众，甚至知识界的中美关系的认知也形成一些影响。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世界的稳定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中美关系尤为重要。本文要谈的是，从经济角度观察中美关系可以进一步补充流行研究的缺憾。多一条经济方面的系统性观察线索，可以使我们的整体认知框架更为完整。
一、国际关系中的经济逻辑
过去八年以来，中美两国关系在各个重要领域都出现了严重的不相容，甚至对立。事情发展到现今，中美双方以及美国国内民主、共和两党都明确表示、承认、或者默认，显现的矛盾冲突背后是价值观、意识形态和世界观的冲突。这些冲突，是不可能通过外交技巧和手段予以调和的，只能管控。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社会意识形态引领国际关系，到用相对宽泛的文明差异看待世界，承认多样化世界应该能容得下各种不同的世界观，再到两个大国重新认定相互关系中的世界观、意识形态，是“房间里的大象”。幻象结束后再看几十年间的 变化，划出了一条弯曲的线。
回顾八十年代以来美国历届总统大选，竞选一直是以双方抢话题，争着批评中国，攻击对方的中国政策作为抢答加分项。中国的内政外交都曾被放到美国政治辩论的显微镜下观察，中方不予接受的理由是美国戴着“有色眼镜”。即使在那种时候，美方负责经济关系的谈判官员私下交流时笃定地说：两个恋人争吵，是很想要在一个屋檐下过日子才吵的。到克林顿、小布什和后来奥巴马竞选时，中国议题开始渐渐沉寂。这次的选举情况又有不同。客观地观察，经过两届四年政府轮流执政，特别是贸易摩擦升级，双边关系失去了经济贸易这个多用途缓冲、制动器，加上疫情冲折的事后沉淀，这次大选严重对立的两党政纲中，高度一致的方面唯有对华政策。
自1980年中美缔结双边经济贸易协定，中国开始全面与美国交往以来，在朝在野两党对中国问题从争议，急着甩锅，再到空前一致，这其间发生了许多事件。要想从这一变化过程中理清问题的全貌，还有必要在前面提到的军事和外交两个强势研究话语系统之外，深入、完整地整理经济因素的基础性影响，才能对上面的既定思路有所矫正。因为，如果一旦心中思量、担心、不甘、不愿公开讨论、又认同并且自觉不自觉地按照中美之争是生死之争的设定来思考，来讨论，来筹划，其他重要的诸元也就都成为了细枝末节了，因此也就没有必要进一步了解这次大选对中美关系意味着什么。
观察中美关系的既定认知模式已经为接触相关领域的人群所熟知。也是由于历史原因，该认知模式在国际关系界深入人心，形成了一种思考定式。尽管国际关系史专家的观察内容在经济方面略有扩展，但是绝大部分国际关系史专家对经济的观察拘泥于时间序列的数字比较，疏于发掘经济原理、经济运行规律、对外部世界的经济诉求以及外部性暨溢出效应对国际关系的基础性影响。经济这个观察视角并未形成逻辑化的连续统。对经济关系问题的碎片化观察、描述和讨论，不利益建立扎实的认知框架。试着站后一步，扩大视野观察并思考双边关系，也许是有益的。
为了开始下文的讨论，我先介绍几个不该被漠视的重要基本事实，作为讨论问题的起点。首先人类社会活动是围绕经济这一核心展开的。其次，民族国家之间始于殖民开发的国际关系，先是以贸易引路，发展到获取物资，再到获取自然资源和人口等经济要素。也就是说，经济始终是王权国家和民族国家对外部世界的核心诉求。认识这个基本逻辑对我们调整观察视角十分重要。
世界摆脱了中世纪的宗教战争之后，建立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该体系下，各国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第一前提就是，不再允许为信仰而战。各国只应为利益而争斗，甚至诉诸战争。摈弃了推行信仰的战争，争夺利益的战争的残酷程度大幅降低，这也就留下国家间了为经济而和平争斗，直至诉诸武力的近代外交的发展。这是相对神权至上的中世纪，人类社会文明的一个进步，是国际关系文明基础对过去的扬弃。这个分野如此重要，但是国内舆论场和一些学者对此似乎有所不知。这里试着举两个例子以加深印象。前几年ISIS（伊斯兰国）发动的实际上就是一场跨民族国家的宗教战争。美、俄和其他国家联手，暂时搁置中东问题的其他分歧，分头出兵打败了ISIS。此行动事实上是共同维护了不为信仰而战这一现代国际关系最重要的基本准则。俄罗斯总统普京前些天在瓦尔代俱乐部会议上长篇发言中表示要离题谈到哲学问题，他的重要表述就是，俄罗斯与其他西方国家的价值观是一致的。在俄乌战争打了三年，面临进一步升级的今天，俄罗斯的这一小心翼翼的说法，有利于防范西方国家忆及前苏联的国际战略，把俄乌战争嵌入为信仰而战的模板，进行更有力的战争动员。普京关于价值观的表态，与国内一些研究机构、大众读者一厢情愿的心理默认是不一样的。弱化了价值观因素，在各国经济深度交融的今天，国际关系中的经济因素，更显重要。
笔者浅显的非专业看法是：地缘政治理论的主要观察依据是实力，讨论的是实力约束条件下的战略合纵连横。地缘政治思考不可或缺的底层要素是一国的经济基础及其对外部世界（市场）的经济贸易诉求。这些经济诉求在国际扩张的早期，由于运输条件所限，先是获得一些显性财富，如金银、珍稀物品。然后早期非显性的人口、资源、贸易势力范围及海陆交通渠道这些经济要素，随着现代化工业生产组织和技术进步，迅速成为各国追逐的主要标的，并往往为此诉诸战争。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美国20世纪40年代对日本的石油禁运，迫使日本孤注一掷发动了直面美国的太平洋战争，以维持经济资源获取通道。日本二战期间对外发动战争有多种考虑因素，但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经济动因比较简单明了。
二战之后，美苏两大集团主导的国际关系向以意识形态对峙为要务的一侧全方位倾斜，传统地缘政治博弈理论也在这一背景下得到了进阶发展。尽管各国以集团形式在国际上争夺、控制经济要素的经济底层逻辑，一度被核战争的威胁所遮蔽，一旦开始两大阵营划地为限的“和平竞赛”，世界就开始了以非战争手段争夺经济资源的长时间的国际关系新阶段。始于“缓和”(Détente),后继发展到核军控，核裁军，这些重要进展使国际关系有可能重新回到经济体对外部世界的经济诉求这一中心，成就了世界追求经济和平发展的一段美好时光。由此，大量的重要的国际经济关系新准则和系统性的国际经济贸易法律制度安排，通过谈判付诸实施。这一阶段的国际经济贸易空前发展，带动了同期世界财富爆炸式的增长。更重要的是，穷国富国都从中受益。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这一阶段，动用武力保障石油等重要资源以及对其他经济资源的武力获取始终存在。但是更重要的新的经济发展要素：科学技术发展，以及将世界市场视作可运作空间的跨国经营等各种创新模式，以无以伦比的影响力改变了传统制造业。制造业的跨国发展改变了一国和世界的经济逻辑。整个国际关系连同其背后的经济博弈基础也随之相应调整。获取先进技术和控制高技术出口，成为国际关系博弈的重点 部分。在这里，军事与安全因素与实质性的经济利益关切互为表里，很难处理得当。
我们向既有的国际关系认知框架中补充了上述经济相关的缺损部分，或者让被军事技术和国际政治研究遮蔽下的经济底层逻辑显现之后，接下来可以通过观察美国大选的经济逻辑，做进一步的思考。
二、美国大选的经济逻辑与中美经贸关系
美国大选是两种不同的国家发展愿景的全面竞争。两种愿景中的对华政策源于其自身经济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要摆脱近年来关注具体动作的刺激—反应式互动对我们的思考方式的不利影响，解构相关的底层经济逻辑，而不是简单地仅以受到影响后的自我感受为基础去“投射“中美关系。
这次大选之所以被称为60年来最重要的一次大选，24年来最激烈的对决，是指双方就美国愿景展开了充分的交锋。经过竞争和比较，选战动员出了大量从不投票的选民参与投票，选举结果比较充分地反映了主流民意，这是不可忽视的事实。共和党选举结果显示了其政纲的在蓝领阶层、中产阶级中得到认可。有一个观察是，佛罗里达州和德克萨斯州这两个大票仓的出口民调结果显示，拉丁裔男子实际上是共和党胜出民主党并拉开实质性差距的重要力量。无论从我们天然接受的阶级分析方法，导向性宣传，还是共情感召对象等各种靠谱不靠谱的一厢情愿去看，这一群体都应该是美国各族群中以劳动者，工薪阶层，自雇人群主体的典型族群。共和党这次在真刀真枪的愿景竞争的选举中，能褪去大资产阶级代言人的画皮，不是借花言巧语，或挨一粒子弹的悲情就能做到的，靠的还是其愿景能动员起大多数选民的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