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方最近封禁了一批 “西方伪史论”的相关公众号和网络平台，从提倡学术自由的角度看，这种简单取缔的办法有可能扼杀真正有创见的观点和思想，然而，基于中国的特殊国情，短期内要阻止 “西方伪史论”的广泛传播，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所谓“西方伪史论”，从它的字面意义来理解，指的是这样一种主张，即西方传统历史体系是一个系统性的伪造和阴谋，其核心文明如古希腊、古罗马、故埃及、两河流域等均为近现代人为虚构，旨在掩盖中华文明的真正起源与主导地位。“伪史论”者否定西方文明的真实历史根基，强调中华文明的“绝对中心性”，并将西方史学视作意识形态殖民的产物。这种理论最早可追溯到俄罗斯数学家福缅科出版的《新编年史》。在中国，这一思潮的始作俑者是何新，他于2013年出版的《希腊伪史考》，就质疑了古希腊文明的真实性。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与国际形势的复杂变化，近年来，原本属于学术边缘的小众观点的“西方伪史论”，也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在网络上活跃起来，得以广泛传播，甚至吸引了一些体制内学者的加入。其代表人物除了何新，还有黄河清、杜纲健等，前者是浙江大学从事艺术史研究的学者，后者曾在国家行政学院做教授，他们不是学术边缘人，在体制内有着正式身份，有出版渠道，有高等院校或党政系统背书。他们的观点也不再只是个别怪谈，而是形成了完整的叙事体系：从金字塔“是19世纪用混凝土堆砌”、到“文艺复兴盗用《永乐大典》”、再到“哥白尼抄袭中国天文历法”、“英语来自湖南”…… 类似的观点，在一些短视频平台、直播讲座、公众号文章中泛滥成灾，俨然构成了一个“反西方历史共同体”。
问题的严重性不在于它荒唐——荒唐本身不是问题，而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觉醒”。在民族主义情绪日渐高涨、公众对西方文明认知模糊的背景下，这些说法被包装成“打破西方话语霸权”的“真相”，而非一场针对历史知识的蓄意歪曲。
但这场“反历史”的运动，真正造成的后果是三重的：它制造了一种虚假的民族自信；它妨碍公众尤其青年人正确看待西方的历史与成就；更重要的是，它让人误判中国自身所处的位置，从而掩盖了最根本的差距与危机。
首先，必须正面指出，这类观点大量违反基本历史学与考古学常识。黄河清在直播中声称：“古希腊根本没有铁器，无法雕刻出大理石雕像”，却回避了大量已出土的铁制工具；他又说“古希腊从未存在，因为几乎找不到任何13世纪以前的文献”，却无视莎草纸文献在干燥气候下保存的特殊条件，以及亚历山大港图书馆遭毁所造成的材料断裂。杜纲健则宣称，“牛顿万有引力定律来源于中国易经”，却无法提供任何逻辑链条或史料依据，只靠“中西对比”的词汇联想自圆其说。
这些“学术说法”之所以能吸引数以百万计的受众，问题不在论证，而在情绪：它提供了一种无需证据即可信仰的文明幻觉。在伪史论者构建的逻辑中，中国是万事万物的源头，是人类唯一的知识起点。任何外部的文明成就，只可能是抄袭、剽窃、掠夺或虚构。正是这种“中心化的绝对优越感”，给了一部分观众在现实挫败与文化焦虑中的心理补偿。
但这恰恰是文化自信最危险的替代品。真正的文化自信，不依赖于贬低他者、否定世界，不依赖于“我们早就有了”的幻觉。西方伪史论本质上并不自信——它不敢承认别人的进步，只敢构建一个别人根本不存在的虚假历史，以此来获得心理胜利。而这种胜利，正是建立在理性崩溃的废墟上。
如果仅仅停留在民间层面，伪史论或许只是历史常识教育的失败表现。但今天，它已开始向学校课堂、主流出版社、主流学者渗透。北师大的陈志新副教授，在多个讲座中宣称“中国学界主流已认同古希腊为伪构文明”；一些省级出版社出版所谓“颠覆西方历史”的通俗读物，在封面上印着“只有我们敢讲真话”。当这些说法以“学术”之名出现时，公众分辨真假能力迅速下降。而面对它们，真正严肃的学者往往处于防守地位，要花费大量时间去“证实亚里士多德确实存在”“古希腊确实出土大量文献与碑铭”，这本身就已经是历史教育的倒退。
更严重的问题是，“西方伪史论”让整个国家在文化上产生战略性错觉。当一个社会普遍相信西方所有成就是“抄中国的”，当“中西差距”被视为一场“世纪误会”，那就不再需要对差距进行解释，也不再需要在制度、科技、教育、文化上做出实质性努力。为什么中国还未出现现代哲学？因为“他们那套就是抄我们”。为什么诺贝尔奖不属于中国？因为“他们不愿承认”。这种闭环式叙事最终不会提升中国的实力，只会让一部分人沉浸在历史神话中无法自拔。
认知的偏差会成为发展的障碍。妨碍一个社会进步的，不是落后本身，而是对落后的否认。伪史论遮蔽了现代文明发展所依赖的要素：自由的知识交流、批判性的学术环境、制度与方法的持续革新。当我们否定牛顿与笛卡尔、伽利略与达尔文的存在时，实际上也就否定了科学的诞生路径；当我们拒绝古希腊、罗马、欧洲中世纪的历史演进，我们也拒绝了现代法律、民主、科技制度得以形成的土壤。而这些，恰恰是中国今天还需要不断学习和借鉴的内容。
一些人说，这些伪史观点不过是“话语斗争”，不过是对西方话语权的一种反击。但必须指出：真理不是通过反抗获得，而是通过论证建立。批判西方历史叙事有其正当性，比如指出殖民主义的隐形逻辑、指出“世界史”中过度欧洲中心的偏见，但这必须建立在史实和逻辑基础上。用虚构去对抗另一套虚构，只会制造双重虚无。
中国官方直到现在才对多家传播“西方伪史论”的自媒体进行封禁，是否是因为已经意识到若让这类舆论持续泛滥，将不只是学术危机，而是发展战略上的风险，不知道，但它持续下去，无疑破坏的是一个国家理解自身与世界关系包括现实世界的能力。而这正是一个文明能否与世界真正对话的前提。
中国要真正实现文化复兴，不能靠“我们早就有”这种“阿Q式”的精神幻觉，而要靠“我们还能再创造”；不能靠否定亚里士多德，而要靠下一个能和他对话的人；不能靠否定金字塔，而要靠建起属于今天的知识高峰。
历史不是工具，不是斗气，不是宣传。历史是我们认识世界、认识自身、认识差距、寻找出路的地图。伪史可能给人短暂的心理胜利，却注定带来长远的真实失败。
（注：作者是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