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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社会

举报应不应该设门槛?

刘远举:任何一项制度,应有正反馈的鼓励机制,与此同时,对于滥用,也应该有负反馈的抑制机制,起码,应该建立一定的门槛。

12345已经是群众遇到什么事就能想起的电话号码了。通过12345电话、市长信箱、微博、微信等途径的举报、投诉,极大地提高了政府部门为民服务的水平,维护了个体和社会的权益。但现在很多时候,我们也要思考12345是不是已经被滥用了?甚至还有很多时候,所谓的举报都不用正式地打一个电话,只需发一个视频。

举报和投诉系统,本质上是一个警报系统。根据概率论,任何警报系统都必然会出现两类错误——假阳性与假阴性错误,而且,假阳性与假阴性是此消彼长的。

简单地说,系统太灵敏了,那么漏报就较少,但与此同时错报就会增多,冤枉人的情况就会增多。反之,系统太迟钝了漏报就较多,但错报、冤枉人的情况就会减少。

比如,在地铁上,为了防止误拉紧急刹车,强烈劝导乘客不要去按,那么,在本该拉下紧急刹车的时候,很多人也不敢拉。曾经有上海男子被夹在车厢与屏蔽门之间,但无人敢按下紧急停车按钮,最终该男子身亡。反过来,为了减少漏报,“宁可错杀也不可放过”,那么假阳性,错报的情况就会变多。

虽然理论上,这两类错误此消彼长,不可杜绝,但一般警报系统,都会用一些方法,去尽量减少这两类错误。

现实中的一种方法,是建立负反馈机制。当一个警报被证明是错误的后,发出错误警报的人、组织、环节,就要承担一定的代价。

比如,如果一个人报假警,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处罚从最低的5-10日拘留,到最高的判7年。再比如,在诉讼中败诉了,就必须承担诉讼费、律师费。当一个人要为错误的举报付出代价,就建立了一个负反馈机制。

但是,在当下一个人翻开新华字典,随意找一句话,说有思想问题,然后发视频;或者一个人打电话给12345,说景区的驴的生殖器影响到了小孩子;再或者,一个人说,屏风上的太阳是日本元素,他们都能得到媒体报道,得到流量,他们的诉求也能得到满足。但这些人却不用负任何责任。

单纯的报警系统,根据系统本身的设计,假阳性、假阴性的情况,是处于一个既定的水平。但如果加入人、利益等因素,就会更加复杂,进入一个不断加强的循环。

在自媒体时代,人可以从假警报中获利,那么,如果一个举报系统,过于灵敏,没有机制去制约假警报的话。无成本、无风险的举报就一定会被滥用,假警报就会越来越多,造成很高的社会成本。

现在很多举报就是在砸经济的台,在破坏营商环境。一些地方搞了外国风情街,一些地方搞了cosplay等文旅活动。政府、商家,公务员、企业费了很多心血,满怀期待,结果,一个举报把这些心血、付出都砸掉了。

但要建立一个负反馈机制,也不容易。因为举报是公民的权利的,他举报可能是故意的,但也可能是认知错误,这很难判断,而认知错误不应该受到惩罚。这种困境,成了很多人的庇护所,借此无事生非。

不过,不能建立负反馈,但起码可以建立门槛。

任何系统都应该有门槛。诉讼就是有门槛的,请律师、准备材料、出庭、缴诉讼费,这些都是门槛,诉讼还必须是实名的。相比之下,举报是没有任何门槛的,发一个短视频,发一条微博就可以。发视频的人可以说,我并没有举报。但引发关注后,舆情却会实质性变为举报,相关部门就得做出反应。

所以,应该对举报设立一个门槛,对于非法律明确规定的领域,相关部门可以不做出反应,直到有人正式提交。如果一个事件,在网上引发了大规模的转发,但却没有任何一个当事人,愿意花点成本把事件提交到正式的程序之中,那么,这件事就不值得关注。很多时候,正式程序本身,就是一道门槛。比如,那些发视频说新华字典有问题的人,大多数是不会进入正式程序的。他们心知肚明自己理亏,发一条视频和直接面对工作人员,心理成本是不一样的。

举报也应该是默认前台实名的。这是一种名誉机制门槛。在举报性骚扰的争议中,有一种观点是,女性公开举报性骚扰,赌上了自己的名誉,所以当一个女性,或多个女性一起举报性骚扰时,这种举报是可信的。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

现在举报在后台是实名的,但并不公布,实际上是匿名的。躲在阴暗处,发起举报,这种模式助长了很多人滥用举报。

所以,举报应该是前台实名,被举报人被放到聚光灯下,举报人也同样应该曝光。每一项举报,都应该公布举报人的姓名、单位、住址、理由。

当然,很多时候,实名举报,会担心被打击报复。的确有这种可能,所以,匿名举报也应该存在,但匿名举报也应该有门槛。门槛不用高,500块钱就足以挡住大多数无聊的举报。对于真正重要的事,没人会因为500块钱,就不去举报。缴费门槛,并不奇怪。进入司法程序,同样也是要缴费的,最后,败诉方承担。同样的,缴费之后,举报成立,由被举报方承担费用即可。

在这两个门槛之外,公共性举报,应该有人数门槛,特别是那些关于感受、想法、观念、理解的举报。比如谁挂了个灯笼、谁又画了个太阳,谁的小说那一句又错了。这种举报有公共性,但举报都是建立在个体解读、个体看法、个体感受上的。

个人不能随意代表多数,把自己的感受说成是大众感受。那么,对于这种举报,就应该有人数门槛。不用很多人,五人、十人都可以。有了足够的人,再按人数,选择前台实名,或者匿名缴费。

现在都在说营商环境,其实,办事情多花点时间,这是细枝末节的事。但因为一个举报,一个明星犯错,就得停掉一部电影,这才是更大的营商环境。没有门槛的举报,会把整个社会的氛围搞得越来越紧张,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

接受群众举报,并反馈给相关部门,要求相关部门及时反馈,这是一项很好的制度。但是,任何一项制度,应有正反馈的鼓励机制,与此同时,对于滥用,也应该有负反馈的抑制机制,起码,应该建立一定的门槛。

对于那些不是无事生非,不是为了流量的人而言,这些门槛,对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妨碍。所以,建立举报门槛,是对举报制度、对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一个完善,而不是一个抑制或消解。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编:闫曼 man.yan@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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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远举,重庆人,先学理工科再学经济学,从事过咨询行业,现为自由撰稿人。关注时政、财经、科技,旨在探寻现象背后的事实与公正。文风理性、客观,且用人性的温度替换虚伪的中立。微博ID@刘远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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