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特里尔采访汉学家卜松山时，他推荐我去看正在当地举办的关于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的特展，并告诉我，“马可•奥勒留是斯多葛主义的代表人物，该学派与中国哲学有着许多共同之处。”我一直钟情于罗马帝国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对这位在战火与政务之间仍能执笔写下《沉思录》的“哲学皇帝”更是怀有无限好奇，于是便迫不及待地前往特里尔西梅翁施蒂夫特市立博物馆（Rheinisches Landesmuseum Trier）。
特里尔本身就是一座和昔日罗马帝国渊源深厚的城市。这里保留着欧洲现存规模最大的罗马城门——黑门，约建于公元2世纪的圆形剧场，公元4世纪的宏伟的帝国浴场，以及君士坦丁大帝时期修建的“巴西利卡”等珍贵遗迹。公元3世纪末到4世纪初，特里尔曾是西罗马帝国的皇帝驻地之一，与罗马、米兰等地齐名，君士坦丁大帝本人也曾在此长期居住。彼时的特里尔，是西欧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享有“北方罗马”的美誉。在这里举办罗马皇帝的主题展，格外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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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首先被展览的海报吸引。这张海报以粉色调为主色，十分醒目。背景是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的大理石头像，左右各占据半边画面。画面中间偏左位置有一个排成圆形的短语：“为你开启眼界与耳界”（FOR YOUR OPEN EYES AND EARS），像是展览的口号。海报整体设计现代而大胆。我不由想起不久前在德国杜塞尔夫参观的粉色城堡本拉特宫，德国人喜欢粉红是有原因的——粉色温和而不张扬，是一种优雅与理性的结合，被视为贵族色彩。
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生于公元121年，于公元180年去世。展览在介绍他本人之前，首先勾勒出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展厅中，精美的罗马雕塑、恢宏壮丽的宫殿遗迹，以及描绘当年疆域的地图，引领观众穿越时空，直面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的辉煌。
数百年间，罗马由一座城邦发展为古代的“全球性”帝国，并于公元117年前后达到其最大版图——疆域自今葡萄牙延伸至中东，从苏格兰直抵北非。在罗马人的观念中，帝国的中心，乃至世界的中心都是罗马城——皇宫与广场坐落于此，元老院的政治精英在此掌权，民众以盛大的凯旋游行为统治者庆贺军功。皇帝们在每个契机都极力彰显首都的富丽与威仪。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的人口估计在五千万至七千万之间。不过，大多数人并无罗马公民身份，其中许多人是奴隶。社会流动高度依赖财富，且往往需要数代人才能实现。服饰与首饰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而能进入政坛的只有少数拥有公民权的男性。欲跻身罗马最高权位，不仅需拥有巨额财富，还必须获得皇帝的青睐。
展厅陈列的一男一女木乃伊肖像格外显眼：男子身着带有紫色条纹的长袍和束腰外衣，呈现出他的职位和尊贵，年轻女子的肖像画中，她身着华丽的紫色长袍，并佩戴着珠宝。它们是独特的“费尤姆木乃伊”肖像。罗马统治时期的埃及延续了将死者制成木乃伊的传统。并且，人们将木乃伊葬俗与罗马写实肖像结合，将刻有肖像的木板覆盖在木乃伊的面部，象征死后他们的财富和崇高的社会地位。展厅中也陈列了一尊黑人雕像——他们因贫困或战争沦为奴隶。无论是采矿、农业还是行政管理，奴隶都被迫在罗马生活的各个领域劳作。
罗马皇帝位居帝国之首。为了成为一名优秀的统治者，他必须履行诸多职责，满足诸多期望。士兵和其他民众以皇帝如何行使军事权力来评判他。军事权力是皇帝权力的基石，也是他最重要的职责，即维护帝国的和平与繁荣。在元老院或士兵眼中失败的皇帝，其统治和荣耀都面临风险。
接下来，展览介绍了马可•奥勒留成为皇室一员的经过——这也意味着，他原本并非出身皇室。公元121年4月26日，马可•奥勒留以马库斯•安尼乌斯•卡蒂利乌斯•塞维鲁斯（Marcus Annius Catilius Severus）之名出生于罗马。他的家族原籍西班牙，凭借大片地产与制砖业积累了巨额财富。几代人以来，他们通过精明的商业决策和巧妙的婚姻策略赢得政治与社会声望，并与皇室建立密切关系——尤其是他的祖父，深得在位皇帝哈德良的信任。不过，马可•奥勒留出生时，并非皇位的有力竞争者。
马可•奥勒留（左）与卢基乌斯•维鲁斯的塑像。在公元2世纪，许多皇帝没有亲生继承人，往往会收养亲信为养子，以确保权力平稳交接，避免身后出现权力争夺。哈德良皇帝没有子嗣，和他的前任一样，他通过收养来选定继承人。有趣的是，他两次确定皇位继承人，每次马可•奥勒留都是第二顺位。最初，哈德良出人意料地选择了一位体弱多病的元老作为继承人，不久此人便去世。随后，哈德良收养了51岁的安东尼努斯•庇护（Antoninus Pius），这位此前毫无显著成就的元老没有儿子。哈德良命令安东尼努斯收养17岁的马可•奥勒留和已故继承人的8岁儿子卢基乌斯•维鲁斯（Lucius Verus）为皇位继承人。作为元老院家族的子弟，马可•奥勒留的仕途似乎早已被与预定。他自幼接受著名私人教师的指导，学习读写和算术，后又深入研读古典著作，并学习演说、哲学、希腊语与法律。体育与游戏同样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展厅中呈现了马可•奥勒留和卢基乌斯•维鲁斯青年时期的雕像。两人的差异自古便是话题：马可•奥勒留性格沉静、自律、勤勉，少年时期便有“沉思的孩子”之称；卢基乌斯•维鲁斯热衷体育、狩猎与享乐，性格外向、迷恋赛马与角斗盛会。在外貌与气质上，马可•奥勒留常被描绘为面容严肃、神情内敛，服饰简朴；卢基乌斯•维鲁斯则俊美华丽，喜欢精致服饰，活跃张扬。卢基乌斯•维鲁斯像是一位贪恋享乐的贵族子弟，而马可•奥勒留则更像是一位有美德、理想的有志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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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38年，哈德良皇帝去世，安东尼努斯•庇护登基。马可•奥勒留与卢基乌斯•维鲁斯被确立为皇位继承人，共同协助新皇帝处理政务。年长的马可•奥勒留被视为主要继承人。24岁的马可•奥勒留迎娶了15岁的福斯蒂娜——安东尼努斯•庇护的女儿。后来，福斯蒂娜至少生了十一个孩子，每次分娩都被作为国家盛事庆祝。对于帝国而言，皇室多子多孙不仅意味着王朝血脉的延续，也象征政权的稳固。然而，新生儿高死亡率的阴影同样困扰着皇室——五个女儿顺利长到适婚年龄，但只有一个儿子活到了成年，他便是日后成为皇帝的康茂德（Commodus）。
展厅中陈列着多件与马可•奥勒留和福斯蒂娜有关的珍贵文物：刻在大理石上的纪念浮雕，记录了马可•奥勒留被确立为皇位继承人的时刻；福斯蒂娜的优雅雕像；庆祝二人新婚的纪念币；以及福斯蒂娜在生下第一个孩子、获得“奥古斯塔”尊号时铸造的纪念章……这些凝固在石头与金属上的历史印记，静静诉说着当年的故事。
福斯蒂娜（Faustina the Elder）塑像。安东尼努斯•庇护于公元161年3月7日逝世。按既定计划，马可•奥勒留继承皇位，但他却提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附加条件：卢基乌斯•维鲁斯也必须成为皇帝。马可•奥勒留为何选择双帝共治？后人推测这很可能是为了避免与卢基乌斯•维鲁斯家族发生冲突。于是，两位皇帝均拥有“奥古斯都”的头衔，形式上平起平坐，然而马可•奥勒留保有更高权威——他独任最高祭司（大祭司长）。同时，他将女儿许配给卢基乌斯•维鲁斯，巩固了两家族的联盟。
然而，双帝共治很快迎来了严峻考验。帕提亚帝国对罗马构成强大威胁，卢基乌斯•维鲁斯被派往前线，马可•奥勒留则留守罗马。四年后，卢基乌斯凯旋归来，罗马街头张灯结彩，欢呼声四起——这是近五十年来，罗马首次为胜利的皇帝举行凯旋式。罗马军队成功夺回幼发拉底河以东边境，卢基乌斯•维鲁斯因此成为英雄的统帅。这一辉煌成就无疑影响了两位皇帝间的权力平衡。
展厅内，一张放大的浮雕照片展示了马可•奥勒留向罗马人民分发钱物的情景，呈现的是帝王的美德。这处浮雕出自一座为他而建的纪念碑。展厅中还陈列着卢基乌斯•维鲁斯凯旋归来的雕塑和纪念币。虽然据说在二人共治期间曾发行过两人肖像并列的硬币，但此次展品中却难得一见。一尊身着平民服装的马可•奥勒大理石雕像吸引了我，它体现的是帝王的平易近人。
公元169年初，卢基乌斯•维鲁斯正准备下一次军事行动时，却猝然去世，年仅39岁。史料推测死因可能是中风、突发疾病，甚至与当时蔓延的瘟疫有关。马可•奥勒留为养弟举行了最高规格的国葬，包含象征至高荣誉的“神化”（consecratio）仪式。我看到展出的纪念币上刻有卢基乌斯•维鲁斯的火葬柴堆，或由大象拉载的肖像。卢基乌斯安葬于哈德良家族的皇室陵墓——今罗马的圣天使城堡。此后，马可•奥勒留独揽帝国大权。
展厅中与当时瘟疫相关的文物格外引人注目：驱邪避疫的护身符、占卜用骰子、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雕像、医生的青铜手术工具……这些见证了古人用医术和巫术抗击死亡的努力。在罗马，医生会建议焚烧香料净化空气，服用草药混合物，甚至放血排出“受感染的血液”。与此同时，魔法也作为替代疗法里流行。人们相信疾病是神明的惩罚。
有人指出，流行病在马可•奥勒留在位时期肆虐，因此后世称其为“安东尼瘟疫”，这一名称源自皇帝的全名“马可•奥勒留•安东尼努斯”。然而，古代文献难以确定这场瘟疫发生的时间，也无法确定其就发生在马可•奥勒留统治时期。而关于“瘟疫”源于帕提亚战争期间罗马军队洗劫并摧毁阿波罗神庙的说法，也是毫无证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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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在公元165年，罗马帝国再次征召了12,000名公民入伍，并组建了两支全新的军团——这是帝国近六十年来首次创建新的军事单位。帕提亚战争造成的巨大损失和随之而来的疾病或许是扩军的原因，但更有可能，这些新军团是为即将在多瑙河流域的战事做准备。在接下来的数年中，马可•奥勒留以最高统帅的身份，向全帝国证明自己。展厅中的一块浮雕的照片呈现了这一情景：皇帝向军队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并向士兵表达感谢。这件浮雕出自罗马的一座纪念马可•奥勒留的纪念碑。
历史学家对马可•奥勒留时期的惨烈战争的起因众说纷纭。然而，多瑙河沿岸的攻势似乎并未令帝国措手不及——相反，早在战火爆发前，罗马就已着手应对边境之外的变化。敌方领土深处的罗马建筑遗迹，似乎昭示了马可•奥勒留的扩张野心。在今捷克共和国的穆绍夫一带，考古学家发现疑似罗马在此设立过一个行政中心，可能用于永久控制敌方领土。不过，这一决策究竟是在战争爆发前还是战争后做出的，至今尚无定论。
马可•奥勒留的头部铜像。这处展厅中的重要展品之一，是一尊马可•奥勒留的头部铜像，原本属于一座真人大小的全身像，塑造的是一位将军的形象——借助这样的形象，最高统帅在公众眼中赢得尊敬。
在展厅的一角，陈列着一口来自罗马时期的大型青铜锅。锅身装饰着留着胡须、梳典型“苏埃托尼钦”发型的人物，清楚地指向日耳曼人形象。它们很可能是罗马人赠予帝国之外部落首领的外交礼物。
实际上，罗马早已与边境之外的民族保持往来。到公元160年代末，中多瑙河地区爆发了持久的战争。尽管战争的前因与细节难以完全还原，但对罗马来说，这场冲突很可能并非突如其来——它是六十年前最后一次领土扩张以来最激烈的战役。罗马人始终将军事行动视为维护帝国和平的正当手段，有时甚至不惜深入多瑙河以北的领土作战。
结合罗马战争的主题，展厅中除了日常使用的武器和盔甲外，还陈列着造型独特、酷似鳄鱼头的盔甲，这类盔甲并非用于实战，而是罗马军队特殊装备体系的一部分，主要用于表演，以展示军威。
在罗马人的观念中，和平是帝国繁荣的根基。皇帝的首要职责是维持和平。要保障帝国的和平，既需要巩固和防守边境，也必须征服新领土与敌人。严厉的军事手段被视为正当，尽管这种“胜利者的和平”只惠及胜利者自身。象征胜利与荣耀的女神形象正是这一理念的具像化。展厅中，一尊古典风格的胜利女神铜像活灵活现。女神头戴发冠，卷发环绕额头，一对翅膀高高展开，双臂高举作舞姿状，右脚踩在一个光滑的球体上，彷佛刚从空中翩然降临。球体象征世界，而胜利女神稳立其上，寓意罗马的胜利凌驾于万物之上。
然而，连年的征战给罗马帝国及其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创伤。部分疆域遭到严重破坏，敌军一度深入意大利腹地，令民心不安。罗马世界开始发生显著变化——军队地位愈发突出，这在私人墓碑的图像中可见端倪。多瑙河沿岸的边境防御更加坚固，一些城市开始修建或重建城墙。特里尔便在此时兴建城防，其雄伟的“黑门”至今仍是城市的象征。在这些宏伟建筑中，防御功能与帝国威望相互交织。
多瑙河地区的战事持续时间超过十二年。公元175年，马可•奥勒留在前线营地中面临新的危机——帝国东部的士兵拥立久经沙场的将领阿维狄乌斯•卡修斯为皇。然而，尚未等他平定叛乱，卡修斯便被部下杀害。此时马可•奥勒留的身体越来越差，他开始关注继承人问题。他将皇帝头衔授予唯一幸存的儿子康茂德（时年约十三岁）。不久后，康茂德被任命为共治皇帝，父子二人在多瑙河并肩征战。经过数年疾病折磨，马可•奥勒留于公元180年3月17日去世。此时，年仅18岁的康茂德成为统治者。康茂德很快结束了多瑙河沿岸的战争，并返回罗马。尽管父亲生前竭力培养其统治才能，康茂德却逐渐展现和父亲截然相反的性格：残酷、行事冲动，轻蔑元老院精英，沉溺奢华。很快，这位年轻的皇帝被世人冠以“暴君”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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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中最触目惊心的展品，是刻画战争残酷场面的雕刻——将战争铭刻于石的宏伟雕柱的大型照片。马可•奥勒留在世，或去世不久后，罗马为这位皇帝竖立了一根近40米高的柱子，展现罗马视角的多瑙河沿岸的漫长战争。柱子上的雕刻不仅描绘了军队行军、皇帝发表军事演说和准备战争的场景，还再现了一些野蛮行为：村庄被焚烧，俘虏被斩首，妇女和儿童遭受奴役。罗马人以皇帝在战争中的动用一切手段为荣。这跟柱子至今仍然矗立于罗马的科隆纳广场。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马可•奥勒留的另一面：一位斯多葛主义的践行者。斯多葛主义是古希腊哲学的重要流派，强调理性、德行和顺应自然法则，主张控制情绪与欲望，保持内心的平静。年轻时，马可•奥勒留在上层阶级的教育中首次接触斯多葛学说，这些理念贯穿了他的一生，深刻塑造了他的性格与思想。然而，这一切与马可•奥勒留驰骋疆场、无情杀戮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马可•奥勒留究竟是“双标”的暴君，还是具有贤德的哲人？这一话题始终令后人争论不休。
据传，马可•奥勒留极有可能在公元172年至公元180年间，于多瑙河畔的军营中写下了流传千古的《沉思录》。这部用希腊文书写的手稿，由一段段简短而深刻的文字组成。书中，皇帝不断反思自己的思想与行为，阐述他的人生观和精神追求。他在书中明确表明自己对斯多葛学派核心原则的坚定信仰。这部作品更像是一部私人修行手册，是他践行理念、克制与德行的内心练习，可能并非为出版而作。且书中很少提及具体事件或人物。马可•奥勒留去世后，《沉思录》的命运无人知晓，只在罗马帝国东部有限流传，但并未受到广泛关注。直到1559年左右，《沉思录》被翻译成拉丁文后，马可•奥勒留的哲人形象才在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逐渐深入人心，“哲人皇帝”的名声也由此盖过了他昔日的战场统帅的身份。
然而，现实中的马可•奥勒留大半生都在征战中度过，他履行了罗马皇帝最重要的职责——维护帝国的和平与稳定。作为军队最高统帅，他对敌人采取了严厉且果断的军事行动。从现代视角来看，他的很多战争决策无疑是残酷的暴行，这和理性、仁慈的“哲人皇帝”形象形成强烈反差。但在罗马人的眼中，这并无矛盾：皇帝的首要使命是当好将军，率军保卫疆土，而哲学则属于他个人的精神修养和内心追求。
斯多葛哲学至今依然触动人心，因为它不仅是抽象的理论，更是关于日常生活的实践，教导人们不断自我完善，追求真正的幸福。作为皇帝，马可•奥勒留勤勉治国，严谨处理立法与司法事务，生活简朴却慷慨待人，并善待罗马精英。古代史学家笔下的马可•奥勒留是一位贤明而卓越的统治者。因在位期间帝国相对稳定繁荣，执政风格较为贤明。马可•奥勒留被誉为罗马“五贤帝”之一。
马可•奥勒留身着平民服装的塑像。展览的结尾，一面空白的墙上赫然写着这样一句话：“那个你遗忘一切的时刻即将来临，那个所有人都遗忘你的时刻也同样临近。”这句话摘自《沉思录》第七卷第21节，揭示生命的短暂与人世的无常，体现了斯多葛哲学对生命有限性的坦然接受，以及对死亡不可避免的平静面对。这句话彷佛在启示观者：生命终将归于尘土，荣誉与纷争终成过眼云烟，那么，你希望拥有怎样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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