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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

管虎的“历史演绎法”

范力文:《东极岛》的“演绎性”以及这种“演绎”的不彻底,让它无法说服对于历史细节苛刻的受众,也无法打动嗜好奇观的观众。

从2009年的《斗牛》初涉抗战题材开始,管虎就没打算按同类型的路径走:影片讲的是八路军在战火中托付农民看管一头奶牛——一个看似荒诞的小任务,却被管虎用幽默与紧张交织起来,没有宏大史诗式的战斗场面,也不凸显民族气节。战争的背景板被缩减为具体的人物选择与心理波动,历史的宏大叙事被切割成可触摸的个人经验。

管虎热衷谈论抗战,但他似乎始终下意识地对于流于俗套的历史呈现保持着距离;尽管他在大的尺度上并不出位,而在局部的处理上却不时偏移。这大概为什么,管虎这么热衷从个人的视角去“演绎”历史,而不是从更大的尺度去呈现历史,这种视角在部分理论家们看来总有某种令人警惕的、乖张的个人主义意味。

正如有论者所敏锐地指出的,管虎影片中频繁出现的浅焦镜头、虚焦处理与模糊背景,放大具体个人的处境,但导致了“历史纵深感的消失”。学者戴锦华对于管虎《八佰》的锐评中所说的“历史不在场”——那些被刻意弱化的时代全景、被虚化的战场肌理,似乎让个体的命运脱离了更宏大的历史坐标系。但我乐于为管虎辩护一二:这种镜头语言的选择,其实可以视作一次视角的下沉,管虎他有意识通过将普通士兵置于历史舞台式的高光之下为平凡英雄授予一份记忆的殊荣。

他总是试图将中国的抗战纳入一个更广阔的国际战争视角:在《八佰》中,士兵们刻意在楼顶升起青天白日旗,即便此举会招致更猛烈的炮火,也为了让租界的人看到、记录下这一刻;《金刚川》中,美国飞行员的视角被引入,让战争的叙事不再完全由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导;在《东极岛》中,英军战俘的观察视角同样打破了民族内部视点的封闭性。戴锦华对此有严厉批评,她认为借他人之眼陈述自身的历史意味着某种历史主体性的缺席:“我们只能外在地观看,就有如我们必须在影片《南京!南京!》当中找到一个日本军人的眼睛,我们必须在《金陵十三钗》中找到一个美国浪人的眼睛,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看见自己的历史。但问题是,经由他们的眼睛,我仍然没有看见,这是一个大的问题。”

但我或许认为,这种观点正好与管虎某种微妙的人性观点和历史态度相契合:他强调战争正义性的方式并不依赖单一的民族叙事或国家目标,而是诉诸人类共有的经验。正因如此,管虎对战争的理解并不局限于实用主义的民族主义,而是一种普世主义的视角:战争的残酷、牺牲与人性的光辉,不仅仅被同胞或国族的认同所限定。

视点上的疏离展现了某种管虎或许已经形成高度自觉的历史认识论。因为历史从来不是透明的在场,也从来不存在一个上帝视角的鸟瞰式历史,历史总是需要通过无数有限视角的叠加才得以显现——那些租界的旁观者的猎奇与怯懦,逃兵“端午”则带着恐惧与懵懂,他们的困惑与不解或许比全知全能的叙述更接近历史的本真。或许管虎真正想说的是:历史中的英雄并非剔除了动物性的超人,而是在动物性与神性的撕扯中做出选择的凡人。

因此管虎选择不对集体低眉,而是朝向个人颔首,他有意地回避那种太过泛泛的“人民史观”,他拒绝那种集体性的必然历史,在历史决定性和主观能动性中,他自觉地选择后者。放在国产片里,这种个体深描一不小心就容易滑入“个人英雄主义”——《东极岛》中,他宁愿让朱一龙首先扮演一个试图逃避抵抗的哥哥,而在觉醒之后又赋予他机械降神一样的战力,让他只身赴险。这种认为个人意志的作用能够战胜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放在近代史书写上明显有些异端,它变成了某种“演义”,必然会引发一些观众的不适,因为它们明显地悖逆于大多数人被长期培养的观看经验。

对于近代史、现代史的书写,往往会被用放大镜端详——这段历史在公共叙事中与合法性话语密切相关,因此容错率极低。也正因如此,管虎哪怕是对近现代史的轻度演绎、一些私人化的小处理也容易激发超出文本体量的批评。与其说他“招黑”,不如说是个体化叙事与正典化记忆之间产生了摩擦。

管虎显然不满足于那种一本正经严丝合缝的抗战呈现,那种脸谱化的、布衣简衫心思单纯的士兵与一脸肃穆正气凛然的长官,只见编制番号不见具体人物,道德复杂性让位于战术纪律性,“人性”让位于“人民性”……在这个意义上,管虎的影像自然而然地将走向一种表现主义的夸张风格,一种“历史剧场”式的文本。而这种“演义”同样必须是基于人性论的,管虎对于审美挑剔的自我要求使他不至于让镜头下的人物变成“抗日奇侠”手撕鬼子式的民粹泄愤。管虎在构造这些人物时,刻意保留了他们的犹豫、粗鄙、疲倦与偶尔的自我怀疑,让英雄主义的光辉总是透过一层烟雾。而也恰恰是出于人性劣根性的犹疑和退却,让高光时刻的英雄人格尤其高蹈。

管虎的历史演绎方式,更像是斯皮尔伯格在《拯救大兵瑞恩》或迈克尔•贝在《珍珠港》里——一种从个体感官与情感出发的叙事取向。它先关心人物在战场上的温度、气味、呼吸声,而后才去构建事件的历史框架。这种好莱坞式的人性视角,强调的是战争中人际关系的黏性、情绪的波动,以及英雄的私人史与集体史之间的张力。这一点在管虎曾执导过的《我和我的祖国》其中一部短片《前夜》也可见端倪: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升旗仪式,本可被作为“开国大典”的宏大象征大书特书,但管虎将焦点放在工程师林致远身上——一个在恐高中爬上旗杆完成焊接的人。国家的符号因此被个体的自我擢升所承载,历史的画卷被具体化为人的行动与心理。

这与中国大部分的主旋律拍法形成了鲜明反差——后者更倾向于将人物放置在意识形态的平面上,用整齐划一的群像去推进叙事的“正确性”,以牺牲个体复杂性换取整体的道德纯度。管虎大概会对此感到懊恼。他宁愿让镜头偶尔失焦,让士兵在战壕里大口喘息、咒骂、犹豫,甚至显得有些笨拙。

要理解《八佰》《金刚川》与《东极岛》中管虎对于个人和历史关系的真正取态,恰恰应该在他作品序列中像《斗牛》和《狗阵》这样探索个人内在丰富性的文艺片中去寻找;因为这些片子能够更真诚地体现管虎在一些问题上的基本立场——他试图用启蒙主义式的“清醒”,在主旋律的框架里撕开一道缝隙,让宏大叙事里多些具体的呼吸,让英雄符号回归人的血肉。

而上述这些管虎作品的鲜明要点,也正是管虎历史题材电影中最大的纠结与悖论,而这或许是《东极岛》口碑与票房双输的根本原因。

在《东极岛》里,朱一龙和吴磊的渔民形象不止偏离了人物印象中抗日士兵的典型形象,它甚至不似人民印象中标准的国人脸谱,它更像是电影《赛德克•巴莱》中的原住民领袖莫那鲁道——这种血气方刚的、未曾沾染文明世界气息的原始丰饶,这里面有一种朴素狂野的能量。而东极岛民对于日本入侵者的抵抗,并非站在一种中原本位的视角,它涵盖了更多的面向、更多的群体以及更多的认同。这又是一种间距,一种刻意为之的与主流民族主义的暧昧距离,从海疆国界的角度,东极岛人显然也是中国人民,但岛民的“海洋性”而非“陆地性”、“原始性”而非“现代性”,让他们显得卓尔不群。

当主流语境习惯以“中原腹地”为圆心绘制抵抗图谱时,管虎将叙事焦点锚定在海疆的浪花与礁石上,让那些被陆地叙事过滤掉的“海洋性褶皱”浮出水面。很显然,《东极岛》的岛民有自己的生活哲学,那就是他们与海洋之间无法割舍的关系,这有点像《阿凡达2:水之道》中对于“家园”的表述——这个家园同样偏离了主流叙事中血染山河的图景,它反倒有点像一些文化学领域非常前沿的关于群岛、关于离散性、关于身份的异质性的新近理论。

剥离了大词罩顶的国族主义叙事,而是回归到具体个人的生活情境。《东极岛》中岛民们捍卫的“家园”,已经不太像那个被近代史救亡语境建构的中国,而是本乡本土的小共同体。他们的反抗逻辑像珊瑚依附礁石般,根植于对“潮水涨落、鱼汛更迭”的生存直觉。

然而吊诡的是,管虎又在片中试图走平衡木,它要借着陈明昊饰演的教书先生的口,念诵《满江红》壮怀激烈的词句,这让这部在历史调性上试图抽离的片子,倏尔又归回正统,就像在粗犷的渔歌里突然插入高亢的交响乐,两种旋律的冲突产生了刺耳的噪音。

然而简单地将《东极岛》比之《赛德克巴莱》又是不甚恰切的,虽然二者美学风格相近,但其实有内在抵牾——因为后者实质上在借助“雾社事变”的历史背景、借助台湾高山民族的视觉异质性,言说一些更加激进的观点与立场;后者打从一开始就抗拒汉人强加给岛屿的国族叙事,它甚至直接冲撞现代性价值本身,而其真正内核是哄抬出台湾原住民族的自我本体性。而《东极岛》显然没有这番用意,它只是试图在视觉上做一些偏离,但它不会真正离经叛道,它只是试图雕琢但不从根本上质疑历史叙事。

许多人诟病《东极岛》中朱一龙如同钢筋铁骨开挂般的不死之身,他们认为这种过度浪漫化英雄的做法其实是对“人民战争汪洋大海”历史表述的变相削弱,历史正在被过度演义化、奇观化、评书化。尽管如我前文所述,我能够善意地理解这种独具风味的“个人英雄主义”里面蕴含着管虎试图将平凡人拉进历史舞台与景深的前端,并赋予其自由意志与能动性的初衷。

而这种颇具管虎个人风格的“历史演绎法”,放在那部珠玉在前的高口碑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一起比较时,暴露出了明显的“失真”:后者堆缀的细节之繁密,物证之丰富,在更大程度上还原了历史的“在场”,而《东极岛》的“演绎性”,以及这种“演绎”的不彻底性,让它无法说服对于历史细节苛刻的受众,也无法打动对于奇观嗜好的观众。

而较之同档期的那部同为抗日题材的献礼片《南京照相馆》,《东极岛》亦是相形见绌。《南京照相馆》的故事尽管也有改编或者“演绎”的成分,但它“正确”地锚定了一个核心物件进行叙事——照片。“照片”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于历史的盖棺论定,一种无可辩驳的历史在场,就像它的英文片名“Dead to Rights”(罪证确凿)那样,这部电影诉诸了人们对于历史记忆的真实性的信念,在这个意义上,《南京照相馆》还有一层值得玩味的电影/影像本体的关怀。它的确更经得起绝大部分普通观众、刁钻的学者、谨慎的审查员们的多重检视。

尽管我对于管虎导演与他的《东极岛》有某种私人偏爱,但可以想见这部作品必然招致的非议。不妨将这部电影视作一部风格化的灾难片,它像是携带腥味的海风,把观众吹向未知的边界——荒芜、美丽,并且呈现出了某种异样的历史可能性。而对于《东极岛》与《南京照相馆》两部影片截然不同的市场反应,大抵上折射了中国观众对于历史书写的态度。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图片:影片《东极岛》宣传剧照,编辑邮箱:zhen.zh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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