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作者“全球杰出女性‘百人百访’”系列高端对话的最新呈现。】
向晨，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助理教授，哈佛大学中国能源、经济与环境项目研究员。她的研究聚焦于气候变化政治学、中国能源治理与全球气候合作等领域，致力于弥合科学发现与有效决策之间的鸿沟。她的学术旅程始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后于香港大学获得政治与公共行政学博士学位，并曾作为富布莱特学者在哈佛大学中国能源、经济与环境研究中心访学，后作为太古学者在牛津大学访学。她的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生态经济》（Ecological Economics）等国际学术期刊，其核心关切在于理解中国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独特路径及其对全球产生的深远影响。
以下是访谈实录。
向晨问：你从复旦大学到香港大学，再到哈佛大学从事研究。你是如何在过去的学习和研究中，逐步将研究兴趣聚焦于气候变化政治和能源环境经济等领域的？这些跨文化、跨地域的学术经历，如何塑造了你当前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框架？
向晨：我的学术旨趣植根于一个辩证的认识论循环：从中国本土治理实践的特殊性出发，最终指向全球治理范式的普遍性追问。这一思想旅程的核心命题，是解构制度环境与政策实践之间的建构性张力——不同政治生态如何塑造差异化的政策生产机制，而这些机制又如何反作用于制度本身的演进轨迹。这种双向互动的终极关怀，始终锚定在政策客体（policy-takers）的生活世界（Lebenswelt）这一本体论基础上。这个落点，一定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具体生活。
几乎所有的社会理论都面临着某种二元难题：心灵与物质、行为体与结构、国家与社会、个体自主性与制度约束，等等。在复旦大学的学术启蒙阶段，国家与社会二分、又或者说，国家机器如何无孔不入地侵蚀社会，社会又何以维护其自主性，为我提供了观察政治行为体的初始透镜。及至香港大学的博士研究，我选择中国气候治理这个极具张力的领域作为切口，重点考察央地政府间“控制—自主”的动态平衡。以“中央环保督察”制度为研究对象，我试图理解这种“运动式治理”的独特政治逻辑：督察组通过创设“公众参与—中央直通”的越级反馈机制，构建了福柯式“环形监视”的权力结构。这种制度设计既突破了传统科层制的信息过滤困境，又通过政治势能的仪式化展演，实现了韦伯所言“支配合法性”的再生产。
在研究强规制干预政策工具过程中，我的兴趣逐渐转向了另一端：那些自下而上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政策工具，在中国的制度土壤上何以得以运作？在广东碳排放交易体系（ETS）的案例中，我发现了一个悖论：尽管ETS被设计为“基于价格信号的自由市场机制”，但其实际驱动力并非市场激励，而是“政策信号”及其传导的“预期效应”——在碳市场正式运行前，仅因政策宣示，企业便已提前调整行为。这一现象与卡尔•波兰尼的“嵌入性”理论形成对话，但进一步揭示了一个更具理论张力的命题：在新兴经济体的制度环境下，市场工具本质上可能只是国家治理术的现代转型。碳市场是否并非真正的“去中心化机制”，而是国家意志通过拟市场形式实现的间接调控？这一发现促使我重新思考政策工具选择的深层逻辑：不同治理工具（规制、市场、公众参与）是否最终都服务于同一套制度再生产的功能性需求？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愈发认识到单一国家案例、单一学科案例的局限性。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观众成本”和双层博弈模型为我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在哈佛期间，我特别关注中国的国际气候承诺如何通过“承诺锁定效应”反馈影响国内政策制定。研究发现，当中国在《巴黎协定》框架下作出雄心勃勃的减排承诺后，国内民众对气候政策的接受度并没有显著变化。这种国际—国内互动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理论问题：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国家行为体实际上在进行着双重身份表演——既要满足国际体系的规范性期待，又要维护国内治理的自主性空间。这种张力恰恰构成了全球气候政治中最富理论价值的研究议题。
可以说，我的学术道路是从中国内部的微观治理难题出发，最终指向全球气候治理的范式重构。贯穿研究始终的核心命题是：在多层级治理体系中，具有不同权力资源和认知框架的行动者（包括地方政府、企业、国际组织等），如何在路径依赖的制度环境下进行策略性调适？这些看似离散的个体选择又是通过何种机制聚合成系统性政策产出，并在不同社会群体间形成差异化的福利分配格局？在全球风险社会时代，我们是否正在见证治理范式的根本性转变？这种转变又如何重新定义国家主权、公民权利与人类共同命运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或许就藏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世界之中——这正是政治经济学研究最根本的人文关怀所在。
问：你研究气候变化科学与有效决策之间的鸿沟，也涉及民族主义等议题。在全球气候治理日益政治化的今天，你认为民族主义在中国推动国内气候政策（如碳税）的过程中，是助力还是阻力？政府如何平衡国际领导力叙事与国内民众的切身感受？
向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它恰好连接了我两个看似独立的研究领域。我的研究发现，民族主义情绪在中国政治中扮演着一种“双刃剑”的角色：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它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有效的动员工具；但当议题转向国内，特别是需要民众承担实际成本的改革时，它不仅可能失效，甚至会成为一种阻力。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关键在于，普通民众能够非常清晰地分辨出一个政策给自己带来的是象征性成本还是实际物质成本。
在我关于“伤害了14亿中国人民的感情”这一外交话语的研究中，发现当涉及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这类议题时（比如之前的NBA事件），官方的表态和民间的真实情绪是高度一致的，甚至民众往往表现得更为鹰派、期望政府采取比实际更强硬的报复措施。为什么？因为抵制一个外国品牌，对大多数人来说，个人付出的成本极低。这更多是一种表达性的爱国行为，能强化身份认同，但不会直接影响到自己的钱包。
但气候政策，比如碳税，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它会直接转化为更高的电费、更贵的生活开销，甚至可能在极端情况下导致能源配给失衡。这些都是民众能切身感受到的、实实在在的物质负担。在这种情况下，那种抽象的“全球领导力”带来的民族自豪感，就很难说服大家去承担这些具体的个人损失了。我的另一项实验研究非常清晰地揭示了这种潜在的“反噬”风险。在实验中，我们向受访者展示了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领域全球领先的叙事，这本应激发民族自豪感。但当这一叙事与潜在的电力短缺风险（比如“我家今晚可能会停电”）并置时，它反而降低了民众对碳税的支持度。
因此，政府在推动气候政策时面临的核心挑战，是如何为一场漫长、艰难且代价高昂的国内转型，构建起持久的、基于现实利益的公众共识。这远非自上而下的宣传所能实现，它要求政策制定者必须认真处理转型过程中的分配问题——谁受益，谁受损，以及如何对受损者进行公正的补偿。政府需要构建一种新的国内叙事，将气候行动与民众可感知的“协同效益”紧密联系起来，比如更清洁的空气（我的研究显示这是公众支持气候政策的强大驱动力）、更健康的公共卫生体系，以及高质量的绿色就业机会。
问：你如何看待中国在推动能源安全、经济发展和“双碳”目标三者平衡时面临的主要挑战？你认为中国在发展新能源技术（如锂电池、电动汽车）的过程中，最大的内部瓶颈和外部压力分别是什么？
向晨：中国在能源转型中面临的，是一个典型的“能源三难困境”（Energy Trilemma），也就是需要在能源安全、经济增长和能源脱碳这三个目标之间走钢丝，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张力。这里想以我与哈佛大学中国环境、能源与经济中心团队共同完成的一项风能“软弃风”问题研究为例，解释这种系统性矛盾在现实中的具体映照。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三难困境”。第一是能源安全。2021年以来出现的电力短缺事件，让能源安全的地位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煤炭作为中国最主要的能源，其保障电力稳定供应的“压舱石”作用被反复强调。这种对安全的极度关切，为快速淘汰化石能源带来了巨大的现实考验。第二是经济增长。中国的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还没有完全脱钩。钢铁、水泥等高耗能产业依然是经济的重要支柱，它们的转型不仅成本高昂，还涉及到大量就业和社会稳定问题。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时，任何可能冲击增长的激进减碳措施都会受到很大制约。第三是能源脱碳。“3060”双碳目标要求能源系统进行一场深刻且迅速的革命，这直接挑战了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和现有的经济模式。
而“软弃风”（Soft Curtailment）这个概念，是我们用来描述风电场的理论发电潜力和它实际并网发电量之间存在的、但未被有效统计的差距。它就像冰山的水下部分，代表了那些被隐藏的运营损失和系统性低效。我们的研究发现，尽管我们的弃风率从2013年的10.7%显著下降到了2023年的2.7%，但全国风电的整体发电效率（即容量因子）却几乎没有提升。我们团队认为，这背后的主要原因，就是“软弃风”作为一个日益严重的瓶颈，抵消了弃风率下降带来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