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中文网8月4日刊登报道《中国限制公职人员出国，幼教、护士也要上交护照》，新加坡《联合早报》、台湾中央社等都予以转发。这篇不到2500字报道，其实有一些可商榷之处。
这篇报道写到：“《纽约时报》采访了七位公职人员，其中包括一名小学音乐教师、一名护士和一名文学教授，他们都证实了这些限制的存在。”七位采访对象都给出一致的回答，这种情况出现的机率究竟有多大？难道在当前的中国，公职人员被限制出国的现象非常普遍存在？
对公职人员是否被限制出国、出境的问题，笔者先后采访了八人，其中七位为公职人员——五位在公办高校工作，一位在公办中学工作，一位在公办艺术机构工作。还有一人在两家国企所办合资企业中工作，可视为介于体制内与体制外之间。他们给出的回答并不完全一样。
在北京公办艺术机构教乐器的女教师，前段时间还在微信朋友圈“晒”她到北美旅游的照片。她告诉笔者，她所在单位不会收员工护照，员工出国自愿登记，并无强制。她在该单位工作已有十余年，并不认为当前员工出国比以往面临更多限制——但疫情期间除外，这应与防疫有关。
其实，从她连续数日在微信朋友圈“晒”国外旅游照片可看出，她不认为这是“敏感”之事，也不会刻意保持低调。
另一位马鞍山公办高校副教授对笔者说，他所在学校普通教师出国基本没有限制，但处级以上干部有。普通教师不用上交护照，但出国前要报备。笔者问普通教师出国报备从何时开始，他明确回答2017年。
一位在厦门公办高校工作的教授告诉笔者，在他们学校，因公护照要上交，因私护照看情况——具体说来，涉密人员因私护照要上交，非涉密人员不用。他还强调，普通教师出国必须要报备——“要遵守规矩。如果不说，出国出现问题，没人担责。”
福州公办高校毛教授则说：其所在学校，处级以上干部应该要上交护照。至于普通教师，有正高职称者要上交，其他不用。另外，普通教师出国旅游，无需报备。至于他本人，由于已评上正教授，护照需上交。
笔者博士同学，目前在郑州高校任教。他们学校教师，平时护照都需上交，出国前则要报备。据他说，普通教师护照上交是近两年的事。不过，级别越高，上交护照规定出台越早，但具体哪年他不清楚（他未曾担任过领导职务）。
在广西百色高校工作的女讲师说：普通教师不用上交护照，但出国要报备。她认为，这是从疫情期间开始执行的。不过，新冠疫情期间，教工离开广西壮族自治区就要报备，更不用说出国。至于目前，教师们出自治区无需报备，但出国需要。
而江西一地方企业（由两家国有企业共同出资组建）女员工则告诉笔者，他们单位职工出国没有任何限制，不用上交护照。她本人未出过国，也从未听那些曾经出国的同事说需要提前向单位提出申请。
广西钦州一女教师所在中学，执行县区教育部门统一规定：教师如果有护照、港澳通行证要上交。另外，教师申请出国、出境旅游“一律从严”，而申请出国、出境探亲、治病则要经过学校、教育局两级审批。她向笔者转发的通知中甚至提到：“不经同意，公职人员私自出境，将按有关规定追究其责任。”
这位女教师说，她所在县区规定较严，但其它地方“没见这么严”。她特地为笔者询问了在隔壁县公办小学工作的熟人，对方说她们没有收到涉及出国、出境问题的通知，开会也没有提到这方面事情。可见，这位公办小学教师如果想出国，学校方面没有限制。
笔者采访了八位对象，他们给出的回答并不完全一样。就护照而言，仅郑州一高校、钦州一中学明确规定普通教师需上交护照。厦门一高校规定所有教工需上交因公护照，涉密人员需上交因私护照；而福州一高校规定正高职（教授、研究员等）需上交护照。
就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在国家层面，对基层公职人员（处级以下）乃至普通民众出国、出境并未出台相关限制性规定。在各省、市、自治区层面，当前对基层公职人员出国、出境应也没有统一限制。因此，《纽约时报》这篇报道的题目《中国限制公职人员出国，幼教、护士也要上交护照》，不够严谨。
至于县级行政区（县级市、县、自治县、市辖区等）情况可能会复杂些。县级行政区的特定部门，比如教育部门，有可能规定全县（区、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都需上交护照。而在有的县区，教育部门没有出台统一规定，不同学校就可能采取不同做法。附带提及的是，《纽约时报》报道中也提到：“这些限制的执行力度似乎参差不齐。例如，朱女士说，她所在城市其他医院的护士仍然持有护照。”
笔者多年来先后在中国东部、中部地区数所高校任教。以往工作过的高校，都未要求教师上交护照或出国前报备。这也是笔者对《纽约时报》相关报道产生疑问并下决心进行采访、调查的原因。
《纽约时报》报道中还提到：浙江一名护士说，“她若要出国旅行，需要经过四层审批。”四层审批似乎有些“夸张”。上文提到，广西钦州一中学教师出国出境探亲、治病，需要经过学校、教育局党组两级审批。
在该报道中，《纽约时报》记者采访了香港城市大学研究中国公务员制度的刘冬舒教授。他认为，“由于中美关系，由于竞争，我认为可以说中国社会总体上对外国变得更加敏感了”。他还说，这让政策制定者觉得“所有与外国有关的事情都存在风险”——这些表述有武断之嫌。
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网站上《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2024年12月17日）一文中提到：“即日起全面放宽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将过境免签外国人在境内停留时间由原72小时和144小时均延长为240小时（10天），同时新增21个口岸为过境免签人员入出境口岸，并进一步扩大停留活动区域。”中国社会如果真的对外国“变得更加敏感”，政策制定者如果确实认为“所有与外国有关的事情都存在风险”，过境免签政策应该收紧而不是放宽。
至于中国之所以限制公职人员出国，《纽约时报》中文网报道中有“当局正加强对公职人员与外国人接触的管控”。然而，放宽外国人过境免签等政策措施，其实也不利于更有效管控公职人员与外国人接触。
笔者过去曾在广西公办高校工作。在认识的该校教师中，近年有数人到马来西亚、泰国、韩国高校攻读博士学位。如果“当局正加强对公职人员与外国人接触的管控”普遍存在，这类留学也应被限制（甚至禁止）。
网上可以查找到西北大学本月11日发布的《关于申报2025年度国家留学基金委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的通知》、东华大学上月2日发布的《2025年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1：1配套）申报通知》。而云南大学2024年9月25日发布的《云南大学教职工出国（境）攻读学位审批备案办事流程》，涉及自费出国（境）攻读学位问题。另外，《右江民族医学院2025年公开招聘实名编制人才公告》中提到：“近年来，学校大力推动科技强校战略和人才工程建设，选派300余名优秀教师出国攻读博士学位”。从这些通知、公告等中，难以得出目前公办学校教师出国研修、攻读学位等普遍受到限制的结论。按理说，教师出国研修、攻读学位比短期出国旅游更易于出现特定“安全”问题。
最后要说的是，《纽约时报》该报道的英文标题《No Passports, No Study Abroad: China Limits Public Employees’ Travel》，或也存在问题——难道公职人员不能出国留学？在该报道中，无法找到这一问题的确切答案。
（注：林原，历史学博士，旅加时评人，当代中国问题研究者。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