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前，马克龙（Macron）纪念反法西斯主义胜利八十周年时提醒欧洲，自由处于1945年以来最危险的境地，未来成功的保证在于恢复1945年的胜利价值。不过，这一姿态表明，欧洲对二战仍保持着活的记忆与共同的判断：无论国家主义、传统主义、民粹主义者的远景如何“伟大”，自由、独立、尊严的生活与之必定势如水火。
乍闻1945年价值，我却不能不想到——什么是中国的1945年胜利价值？它是由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还是由毛泽东的《两个中国之命运》所代表的价值？1938年“抗战建国”论提出以来，有关未来中国国家建设（nation building）的主张，莫衷一是；1943年两人的捉笔上阵，却将论争变为战场，为三年后的全面内战埋下祸根，影响则一直持续到今天：这就是台、海两岸的分治。
十年前此际，我曾以传统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的对立，检讨“抗战建国”的失败；期许三种理论的和解，可以促进现代中国建国的和平完成。但事与愿违，十年间，两岸时有进入战争状态的风险。痛觉，只有还其思想史的本真，确立抗战胜利的共同价值，永久和平女神，才能步下高空的铜柱，手持花环，走入现实。本文采用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政治思想架构，即是重新思考的成果之一。以下将先从蒋、毛文章的执笔者，身处政学两界的激流的陶希圣（1899-1988）、陈伯达（1904-1989）的对战入手，检视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行动逻辑；第二部分再由萧公权对《中国之命运》的反思，表出自由主义“民主为体，宪政为用”的国家建设详图。
陶希圣就读于五四期间的北大法科（1915-22），兼修法、政，研习宋明理学。三十年代初发起“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力主中国无奴隶社会与士人阶层的独立性质，投归重庆之前，久为国民党左派第一大手笔。《中国之命运》由他起草，洵非偶然，至今也随处可见其思想的印痕。
突破种族人类学原理，以中华民族为一本，以各地人民为宗族，即是其素来的主张之一。最著名的则莫过于，将近代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系统破坏的后果，归结为民族道德的堕落：三民主义-国民革命，因而成为拯救民族道德、复兴民族文化的事业，宪政法制的基石。在其法、政哲学的辩护之下，不仅国民党意识形态为之一新，且已潜移默化地成为九十年代以来大陆民族主义的主流，儒家宪政的先声。
陶先生因家累未出国深造，一生苦学不倦，对留学英美的知识分子常有不过尔尔之讥。故《中国之命运》抨击五四以来“一般文人学子，丧失了自尊与自信。”但“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争，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对立”，“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云云，很难以蒋最后的修订免责。1962年，陶希圣在回忆录中自悔，《中国之命运》在正式出版前曾收到一百多份修改意见，以下四点，不幸未被采纳：
一、不必追述过去不平等条约束缚之下的国家弊害与社会危困；二、预期抗战胜利在两年之内的文句，应加删除；三、书名改为《中国之前途》更好；四、蒋委员长为国家之领袖，不必自居为一党的领袖，相关内容应予删除。
今日来看，第二、三两条，明显是蒋的见识高出一头。而第一条，则准确预见到了国际阵营的反应：中国研究的开山人物费正清，由此将1943年视为蒋政权走向失败的起点。而第四条，尤其是其中断言的“没有三民主义就没有抗战，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国民革命；”激发中共合法性危机和内战疑虑，至少属于得不偿失。
代表毛泽东参战的陈伯达，只受过片段的高等教育，莫斯科中山大学三年（1927-30）的革命训练，使他在归国后，将斯大林主义作成“哲学的国防动员”纲领，发动了“新启蒙运动”。以启蒙运动定义的新五四，不过是进一步彻底地清除儒家思想文化的社会运动——正是陈伯达，将胡适对“只手打孔家店的英雄”吴虞的介绍，修改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也是陈伯达，将“动的逻辑”亦即现实的需要，当成思想发展的唯一动力，思想文化从此不再有任何客观性的传统。因而，当他“一面写，一面哭”，仅用三天就完成了近两万字的《评<中国之命运>》之际，其民粹主义的本色洋溢，也已到了无所不至的地步。
陈一开始即对陶的“汉奸”身份痛下杀手，极力渲染国民党国中无人及与日本勾结；随即逐字搜寻虚漏裂隙，以证成《中国之命运》背后的法西斯动机。为标榜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阶级理论和阶级道德，他无视“中国境内各民族”与中华民族一体论的自相矛盾，反而质问：宗族论借用的“文王子孙，本枝百世”（《诗经》）出于何经？他自创满清入关后，民族思想比以往异族统治的任何时候还要深广的假论，却抓住蒋对清代建国规模、政制政令评论“但书”之前的内容，骂其没有一点“民族气节”——实际上，《中国之命运》痛诋满清。陈完全不理会原文的论证，用超过三分之一的篇幅讨论“国共关系”，宣传人民民主：在他看来，任何由精英创造的文化和道德都是反动，必须消除；代表中国文化的只能是工农大众，尤其农民。
“中国从来显然有两种文化传统的思想：一种是民众的、革命的、光明的；一种是反民众的、反革命的、黑暗的。近代中国一开始的时候，太平天国与孙中山代表的就是前者，曾国藩及现在中国的一切反共反人民分子代表的就是后者……关于中国文化思想的分别，就在这里。”
人所周知，太平天国以消灭中国文化为目的，怎么可能代表中国文化？但这样的逻辑矛盾，是不足为虑的：“为沉默受难的底层人民服务”，便须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正是俄罗斯民粹主义（народники）自十九世纪流行全球以来，追随者至今不变的信条。亲炙者当更得其真味也。
（未完待续）
（注：赵寻，北京大学博士，香港大学研究员，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