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记，你亲自来收垃圾啊？”2019年4月一个傍晚，四川绵竹市九龙镇遵道社区书记郑伟戴着橡胶手套，将居民门口的厨余垃圾倒入三轮车上的收集桶时，听到了这样的问候。这个场景，成为这个川西小镇垃圾分类试验的开端。
当北上广深等大城市投入上百亿推行垃圾分类时，像九龙镇这样的乡镇和广大农村地区，正面临资金匮乏和复杂的垃圾治理困境。
在社会组织支持下，2019年至今，九龙镇尝试探索一条适合本土的垃圾治理路径，六年试点总投入不到两百万。
在这里，不仅可以看到一个中国乡镇如何应对垃圾挑战的真实图景，了解系统性困境，更重要的是追问：在末端处置设施完善前，乡村的垃圾分类可以做些什么？为什么要推行垃圾分类？这个小镇正在寻找答案。
社区书记收厨余
夕阳斜照，川西小镇的水泥路仍蒸腾着白天的余热。一辆播放“垃圾分类”歌曲的绿色环卫三轮车驶过，音乐打破了傍晚的平静。环卫车停在一家饭店前，师傅从居民手中接过垃圾桶，挑拣出塑料垃圾，将厨余倒入车后的大桶中，这些厨余最终被运往附近垃圾中转站的堆肥点。
这一模式借鉴自4公里外的遵道社区。遵道社区已实行了6年的厨余垃圾分类收运，是四川省内最早实行厨余垃圾就地堆肥的乡镇社区。而一切的源头则要追溯到十七年前的汶川大地震。
九龙镇距汶川仅30公里，2008年大地震摧毁了全镇九成建筑。灾后，万科集团捐建了卫生院和四川首所灾后重建学校——遵道学校。十年后的2018年，万科公益基金会携手曾参与灾后救援的成都根与芽环境文化交流中心，在遵道学校启动零废弃校园计划，试点厨余堆肥和垃圾分类。这场意外重逢，让他们与镇政府达成共识：将校园经验推广至整个乡镇。
遵道社区就是经验推广的一个试点。社区常住人口虽不足两千人，但距离绵竹市区仅8公里，交通便利、消费便捷，又是赶集聚集处，因此生活垃圾量较多，社区内又有多家餐饮店，厨余垃圾占总量约30%。
2018年，镇政府工作人员找到遵道社区书记郑伟，让他负责推进社区垃圾分类。“那会我只知道上海在做垃圾分类，农村也能干这个？”那是郑伟当选社区书记的第二年。凭着“新官上任三把火”，他接下了任务。
遵道社区计划按照国家标准推行“四分类”，即分为有害、厨余、其他和可回收。郑伟召集所有居民参与垃圾分类培训，提前培养居民的习惯。
宣传了4个月后，垃圾分类投放的尝试正式启动。社区将十几个垃圾桶站点缩减至8个。每天傍晚五点半至六点半，1到2名志愿者值守垃圾站，指导居民分类投放垃圾。郑伟也在桶站值守了一个礼拜。结果是：在没人值守的时候垃圾依旧填满了所有垃圾桶，甚至堆放在桶边。
城市的方法在这里失效了：遵道社区居民的生活相对城市更自由，他们随时可以投放垃圾。乡镇垃圾治理需要跳出简单模仿城市的思维。
一位专家提议，可以模仿台湾地区定时上门收集垃圾的方式。以遵道社区的面积和人口，至少需雇佣3名环卫工人，按三条不同的路线上门收集厨余，再运往九龙镇垃圾压缩中转站的堆肥站。
然而，遵道社区每年集体收入不超过5万元，无法负担人力成本。于是，郑伟想到向镇政府申请三个乡村公益性岗位。这是四川省政府为安置45岁以上就业困难人员发布的政策。很快，九龙镇批下了3个名额。
2019年3月起，每天傍晚5点至6点，三名环卫工各骑一辆载着齐人高垃圾桶的环卫车，分三路出发，用喇叭播放音乐或吆喝声提醒居民。有的住户闻声提桶等候，有的则提前将垃圾桶放在门口。
制度刚试行一个月，最多一天只能收到十几户的厨余。公益机构曾建议采取积分奖励方式，吸引更多居民参与。郑伟担心，未来公益机构撤出社区，不再有奖励之后，居民的积极性很可能会降低。他想先尝试半年，如果效果不佳，再引入奖励机制。
郑伟决定去收一次厨余垃圾，让居民看见社区推行垃圾分类的决心。2019年4月一个阴天傍晚，郑伟戴上橡胶手套，骑上电动环卫三轮车。一位居民打招呼：“书记，你怎么亲自来收垃圾？”
以往收厨余垃圾时，郑伟都跟在环卫车后面，挨家挨户询问有无厨余，登记参与回收的门牌号，一趟下来要走上万步。郑伟是扁平足，走路容易累，有时两百米脚程也要开车去。
三个月后，超70%居民养成分类投放厨余的习惯。看到越来越多居民参与分类，郑伟很有成就感。社区每天收集的厨余垃圾，运送到垃圾中转站旁的堆肥池，滤油后第二天早上通过好氧堆肥——在有氧条件下，通过好氧微生物的代谢作用，将有机物分解、降解，最终转化为肥料。
不过，遵道社区内个别垃圾点仍存在混合投放，甚至有企业乱投放。目前，垃圾分类暂无国家层面立法，仅个别省市出台相关条例。如2023年修订的《德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明确可对乱扔垃圾罚款，但在现实中，行政单位很少主动作出处罚，有的工作人员也对条例相关内容不熟悉。
有害垃圾的处理也遇到瓶颈。遵道社区每月16日在街上摆摊，居民可以拿牛奶盒等低值可回收物和农药瓶等有害垃圾，兑换洗衣液、抽纸、食用油等。一年下来，社区攒了2吨有害垃圾。郑伟打听得知，绵竹市和德阳市的相关职能部门都无法处理，只能由社区自行将有害垃圾运往成都的危废物体处置中心，但他们无法负担单程一千元的运费。
最终这些有害垃圾，分批次随着其他垃圾运往几十公里外的绵竹市光大垃圾焚烧厂，焚烧的有害垃圾量多，可能污染周边空气、水和土壤等。
作为绵竹市人大代表，郑伟曾建议德阳市建立专门的危废物体处理中心，得到的回复是：目前德阳前端分类不完善，也缺乏建设专门设施的资金。
农村垃圾分类，各个环节有困境
由于长期缺少垃圾治理体系，中国农村垃圾围村现象普遍。处理垃圾的方法通常是露天焚烧、简易填埋和倾倒入河流这几种。
有学者曾在2009年统计过湖南某乡村的生活垃圾类型，包括煤渣、废金属玻璃、旧家用电器电池、塑料制品塑料袋、废旧衣物、废针头空药瓶等。
郑伟是八零后，他记得小学时放学回家，都会经过社区龙蟒河边一座二十多米高的垃圾山，臭味扑鼻，等到夏季河流上涨才将垃圾冲走。
早于1990年代，城市建立“收集-转运-集中处理”体系，四川在2011年将农村生活垃圾纳入城镇垃圾分类收运处理系统，推行户分类投放、村分类收集、乡（镇）分类运输、县（市、区）分类处置的方式（《四川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例》）。
2015年，农村垃圾治理首度写入中央一号文件，“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模式由十部门联合发布的《全面推进农村垃圾治理的指导意见》明确为全国性制度。这份文件还提出5年专项治理目标（90%村庄垃圾有效处理）。也是在这一年，绵竹市光大焚烧厂一期项目投入建设，日处理量300t，处理来自九龙镇的生活垃圾。
在垃圾分类方面，2018年发布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提出，有条件的地区要推行适合农村特点的垃圾就地分类和资源化利用方式。同年，四川出台配套文件，在资金投入上，将制定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专项资金方案和整合办法，建立市县为主、省级适当补助的政府投入体系。2021年，四川农村地区生活垃圾收运体系覆盖率为96%，处理方式中焚烧占63%，卫生填埋占27%，其他方式合计10%。遗憾的是，目前暂未查询到四川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的相关数据。
这是反映垃圾治理成效的指标，指经物理、化学或生物方法处理后达到环保标准的垃圾量，占垃圾清运总量（或产生总量）的百分比，是量化终端污染控制效果的核心指标。
可以对比的一组数据是，2021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的无害化处理率为99.88%（根据住建部《2021年中国城市建设状况公报》），而全国农村无害化处理率仅为30-40%。
与此同时，农村的垃圾分类进程远远落后于城市，在各个环节都面临困境。比如前端分类的特殊挑战，新龙集镇社区干部提到，大部分老人都不知道农药瓶是有害垃圾，不能丢弃在田地里。清泉村70岁以上老人占40%，很多人不识字，宣传资料形同虚设。夏季旅游旺季，清泉村漂流游客激增导致垃圾量上涨25%，而下游的文风村不得不组织留守老人清理上游冲来的塑料垃圾。
中端收运问题同样突出，由于经费有限，新龙集镇社区用拖拉机运送垃圾，每天行驶四十多公里，路上遇减速带垃圾容易散落。农村空心化严重，环卫工人超龄“服役”，背后的人身安全隐患令人担忧。
除了有害垃圾，末端困境也出现在农家乐厨余垃圾上，九龙镇的农家乐厨余原本由绵竹市唯一的专业公司回收处理，但这家企业停业后，市场上合规的替代选择极少。尽管四川要求厨余垃圾必须登记溯源、禁止流向养殖业，但实际处理能力严重不足，经营者难以找到合法处置渠道。
居民素质不是影响分类的关键
2023年，九龙镇继续按计划将试点推广至全镇范围。九龙镇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主任周超自从2021年起深入项目，协助遵道社区开展垃圾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