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造神毁神，乐此不疲。
如果问谁是最新的偶像，投资人和企业家段永平首当其冲。在马云也低调的今天，段永平是少数还能说真话的大佬。如果说价值投资中有少数人真的取到了真经，他算是其中之一。不过，面对一个分裂的舆论环境，段永平的话，有时候也引发争议，比如最近关于个人奋斗与时代红利的话题。
“每个人的机会和条件都是一样的”？
2025年末一次采访中，有人问段永平，“有很多种说法，说中国哪一代人最幸福，是60尾、70初那一代，他们几乎赶上了整个改革开放。你怎么看？”更进一步，时代红利如此之大，甚至很多人会说，为什么成功的不是你自己？
对此，段永平回答说，“所有的成功绝大多数都是因为自己的努力，社会给每个人的机会和条件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他甚至反问，“时代造就了某个人”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因为那个时代那么多人呢，怎么就造就了你呢？这个逻辑就把别人的成功归罪于社会对他不公，这样他们真的能感觉好一点吗？确实我不太理解。又说是吃了改革开放的红利，那你怎么就不吃呢？”
你可能听过段永平，他是小霸王、步步高创始人，OPPO、VIVO的幕后奠基者，以投资网易、苹果、茅台等案例为人所知。他的成长路径和他的选择，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写就了他的成功。但这并不表示他说的每一个观点，都绝对正确。
比如这段发言，他说的这个话分成两个层次。第一，成功离不开靠自己的努力。“时代造就某个人”这种说法一定是不对的。这个讲法从个人角度是没有问题。我们还是要努力，要相信个人的奋斗。而且，不要总说“时代造就马云”这种话，这种说法其实是在否定企业家精神。
第二，“社会给每个人的条件和机会都一样”，这句话值得商榷。就像他自己说，他那时候都是穷人，个别人好一点，没有谁条件多好，都是靠自己。当时坐他对面的是万科创始人王石，这话放在王石身上就不一定合适。
资本有很多种，有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就算是段永平自己，他父母可能没有给他政商关系和资本积累，但是段永平的父母是什么人呢？他们都是大学老师，这怎么算普通家庭？就说他妈妈，是50年代北京师范大学的大学生。你想一下，50年代的女大学生什么地位？比今天的教授甚至博导都还珍贵。 坦白说，这种文化资本不简单。他父母从来不打他，也不要求他什么，让他从小就安全感。这种家庭，我觉得在那个物质和精神都很匮乏年代是很罕见的。 本质上，多数人都隐蔽地活在父辈的延长线上，完全没有根基的少之又少。
我在写《软阶层》的时候，也特别注意到阶层的问题。以前我是个自由主义者，觉得所有人只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就可以怎么样。现在我还是这样认为的，只是需要一点修正：每个人的起点不一样，这点是必须要承认的。
就像舆论经常讲的，“只有时代的马云，没有马云的时代”，这句话肯定是有问题的。马云当然很了不起，但是就算是马云，也不是像很多人想的那么简单。就说一个细节，大家都知道马云为首18罗汉在马云的房子创业的事，但是90年代能在西湖边买商品房，是什么段位呢？何况，这是马云多次创业了，普通人一开始可能就支撑不了那么久。
时代机遇在前面，但是发家其实往往需要越过从0到1的初始阶段，这就很考验人。哪怕是那种大家觉得农村苦出身的俞敏洪、刘强东，他们其实家庭都不简单。据说俞敏洪的妈妈在80年代就是当地首批万元户，而号称带乡亲凑的鸡蛋上学的刘强东，父母从小也表现了很强的生意头脑，90年代刘强东亏损的时候，父母就可以拿出20多万的积蓄给他去还债。
面对这样的问题：“成功的为什么不是我？为什么有人吃到时代红利？”段永平觉得很不理解。他说，把别人的成功归于社会对他不公，这样他们感觉真的好一点？他不太理解。但我觉得，有时候让人感觉好一点，这其实就很重要。就是登高望远的神，也不要忘记共情底层的人。
如此说来，有时候人还是应该谦卑一点，感恩一点。还得是长者境界高，他早就说过—— “一个人的命运，个人奋斗固然重要，但是也要考虑历史进程”。
段永平说， “时代给每个人的条件和机遇都是一样的。”他的语气非常笃定。这句话让很多年轻人感到破防。在段永平的成功之外，另一边的真实故事是这样的：对于多数年轻人来说，即使你大学毕业，实习不错，外语流利，基础扎实，成为求职“六边形战士”，却发现一个体面的工作需要几百人竞争。如果你想在大城市安家，买一套房子要掏空六个钱包，而这套房子可能还会贬值。即使你得到了很好的工作，35岁又会面临职场淘汰。 段永平说的是事实，年轻人说的也是真实。
这两个真实为什么会如此错位？更不用说中国的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还要面对更多的纠结和压力。 更大的问题在于，时代红利确实客观存在，但它的分配机制已经改变了。
时代红利变迁
如果给你一个机会，你愿意穿越回80年代吗？有的人可能愿意，有的人可能不愿意。因为在80年代，很多条件都不具备，没有手机，只有少数人才有机会打电话、坐飞机或者上网，更不用说各种便捷的外卖和快递。但穿越回80年代，在那个万元户也稀缺的时代，也意味着一切都是空白，可以任由你涂抹。
改革开放初期是一个野蛮生长的时代。用经济学家的话讲，那是一个爆炸时刻——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在那个时代，社会是解绑的，制度是在重构的。可以说，中国充满了各种缝隙，每一个缝隙（或者社会学家说“结构洞”）都是等待填补的机会，每一次尝试都可能改变命运。 所以段永平那一代人，哪怕他自己说他28岁才第一次打电话，30岁才学会开车，但就是这样的起点，他可以创立小霸王、步步高，投资网易、苹果、茅台，并在20多年前就实现了财务自由。
因此，他这代人其实是享受了两大红利。首先是国内的制度改革红利，从计划到市场，存在巨大的制度套利空间。很多人都说，当时的创业优势不是多聪明，而是胆子大。 比如段永平的小霸王案例放在今天，就是把任天堂的游戏机改成学习机，绕开进口限制，用“寓教于乐”的概念打开市场。
这确实是创新，但本质上也是利用了各种信息差，尤其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之间的差异。 类似的时代机遇比比皆是，当时也有人看到了倒卖批文能够发财、承包乡镇企业能够发财、第一批开饭店、开出租车的个体户也能发财。不在于大家多聪明，而是市场刚打开，供给严重不足，需求极度旺盛，只要敢干就有机会。所以那时候说“清华北大不如胆大”，是有道理的。
其次，更重要的是外部的全球化红利。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WTO，彻底融入全球化分工体系，出口迎来黄金时代，外资涌入，技术转移，市场开放。中国社会从此耳目一新，昔日的人口负担也成为人口红利，段永平投资那些公司，比如网易、苹果，其实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
这些红利叠加在一起，用经济学的话讲，就是一个“低垂果实”的时代。就是说你只要站起来，这些果实弯腰就能捡到，甚至躺着也能够到。最重要的是，那个时代的努力，其回报率极高，杠杆效应非常明显。当然，不可否认，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每一个时代都在筛选人，但是首先你需要在这个时代上车。
而对于到了今天的这一两代人，其实面临的是：第一是制度固化。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已经打好，这意味着法制和各种制度环境是更好了，但也意味着制度套利的空间基本消失了。用大家熟悉的话来说，就是“卷”。你想开个餐厅，那现在餐饮的失败率是多少？整个市场上已经有成百上千家各种口味的饭店。你想做个App，对不起，头部平台已经完全垄断了流量。 但可能大家都会说，现在的年轻人比段永平老板那个年代富裕多了。
比如我和80年代名校毕业生聊天，毕业只能分配，甚至要回原籍，一个月几十块钱，连自行车都买不起。而且，哪怕要辞职也需要单位领导批准，更不用说出国、创业这些事情了。所以，今天的年轻人起薪好歹也是几千上万，出国旅行和买iPhone都不是问题。
但是，这里忽略了一个问题：贫穷和不安全感是两回事，幸福基于比较。也就是说，今天的年轻人其实是谋生容易，但发达难。或者说，生活是容易的，毕竟随着经济的潮水上涨，但要想成功其实是比较难的。
我在《软阶层》中提出一个概念：今天中国最焦虑的，不是真正的穷人，恰恰是看起来还不错，但是随时可能滑落的城市中等群体，他们就是“软阶层”。他们可能有房、有车、有学历，但是根基不稳，随时可能因为一场疾病、一次裁员、一个政策变化就陷入困境。 这种不安全感不是凭空的，它有一个冰冷的现实：在这个时代，因为社会流动的“搅拌机”停了，阶层固化的人可能不多，更可能的是阶层下滑。 这些困境我也论述过，可能有职场的困境、房产的困境、教育的困境以及性别的困境。这些不同的困境构成了“软阶层”的生存困境。不是你不努力，而是你再努力也很难突破结构性的天花板。
更重要的是，社会上升通道在收窄。从阶层方面来说，北大谢宇团队在2022年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的代际流动性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倒U型曲线。具体来说，排除工业化影响后，近年出生队列的代际职业与教育流动性均呈下降。
换言之，段永平以及他上下两代人确实是通过个人奋斗改变了命运。
而今天的年轻人呢？不可否认，大家已不是站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所以父母阶层的影响非常大。更不用说，中国官方统计的青年人（16-24 岁）失业率最高值在2022 年 7 月达19.9%，这不是因为年轻人不努力，也不是因为现在年轻人不优秀，而是因为经济增速放缓，新增岗位减少，每年有上千万的毕业生涌入市场，这是一个刚性的结构性事实。
更不用说，还有全球化的退潮、逆全球化、产业链重构、贸易战、技术封锁等等，外部风口变成了逆风，那些曾经依靠全球化红利的，现在面临内卷和出海的挑战。 如此这般，这些内外困境叠加在一起，变成了一个“低垂果实”消失的时代。也就是说，你要伸手够不到，甚至跳起来也够不着，你得用尽力气。今天努力的杠杆率降低了。在大部分行业，投入十分努力，可能只得到一分回报。作为个体，很难逃离父母的阶层，也成为全球趋势。
代际不平等全球化
这不仅在中国是这样，在全球范围内也是如此。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之所以如此走红，就在于里面对社会不平等提出了一个简单解释：r > g。这是什么意思呢？r是资产回报率，g是经济增长率。在大部分历史时间里，r都大于g，即资本的增长速度永远快于劳动的增长速度。这个公式完美地诠释了段永平和年轻人的困境。 段永平那代人赶上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期（1980~2010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速10%。在这个阶段， g很大，能够让劳动者分到成长的果实，而r更大，如果你足够努力、足够聪明，就可以通过劳动积累资本，然后让资本为你工作。
但今天不一样了。中国的经济增速从2010年的9.6%到今天的5%甚至更低。g大幅下降，意味着资本与劳动的剪刀差在扩大。这个代际财富的转移其实是真实存在的。就像美国婴儿潮一代，不平等程度也很高：有的父母留下了财产、股票，有的人没有。年轻人没有遗产，就只能在劳动回报的轨道上增长。
这不是危言耸听，代际转移容易导致阶层的固化。斯坦福大学拉杰•切蒂（Raj Chetty）有个研究表示，1940年出生的美国人（也就是婴儿潮一代的父母），有92%的人在30岁的时候收入超过其父母。这是什么概念？只要你不是特别倒霉，你的收入就会比你父母好，这是美国梦最辉煌的时候。但是到了1980年出生的美国人（千禧一代），这个比例跌破50%。换言之，你超过父母的概率简直和抛硬币差不多。更惨的还在后面，Z世代（1997~2012年出生）情况更糟糕，他们面临着婴儿潮一代推迟退休、千禧一代占据中层岗位、房价和教育成本持续增加，以及GDP增长率放缓，导致代际成长无法恢复。
类似的事情在日本和韩国也在发生，日本的平成废宅就不说了，韩国也出现“N抛世代”，代表要放弃恋爱、结婚、生育、购房、人际关系、梦想等，N代表无穷多，意味着要放弃很多东西。对于不少韩国年轻人来说，觉得自己出生就背负着债务——父母的债、上学的债务、公司的债务，他们觉得一生就是偿债的过程，因此，一些韩国年轻人认为韩国是地狱，想离开这个国家。这不是夸张，这是一代人的集体绝望。
面对这种情况，大家还能不能像大佬那样云淡风轻地说“为什么是我吃到时代红利，你没吃到红利”？确实，今天也有很多年轻的富豪，比如拼多多的黄峥、字节跳动的张一鸣，甚至各类币圈新贵，不都是白手起家吗？但是不可忽略，成功概率和心态已经变化，在今天成功概率变小，成功的回报也可能被集中放大。这些人存在，恰恰说明这其实是赢家通吃时代的产物。你成功了，你可能拿走大部分，但小人物其实更难成功。
段永平那个时代的成功，更重要的是他经常强调的一点：自己没有资源。他说当年创业，没有资源也没有人教。其实，反过来看，这恰恰就是优势的来源。因为大家都没有资源，意味着市场是空白的，没有竞争对手；没有人教，意味着你不用和巨头竞争，也不用和资本博弈，也没有人跑在你前面。只要你善于学习，你就可以。但在今天，你要做出一个好产品，你可能需要有资源、有人脉、有能力、有抗风险能力，还要面对监管政策的不确定性和宏观形式的下滑。 有数据表明，中国创业成功率长期在10%左右，现在可能更低，低于全球平均的20%。我相信中国创业者足够努力、足够聪明、足够有企业家精神，但这是因为中国创业环境的变化，已经逐渐从蓝海变成红海。
以前，我们总觉得从0到1很难，但事实上，从1到2也不容易。在市场上，有人已做到10，你从0到1不够了，应该做到1.2、1.5。你面临的是优化的情况，你不仅要比别人强，还要强很多。就算是段永平今天，能否复制昨日的成功呢？小霸王可能面临知识产权纠纷，步步高的”农村包围城市”策略今天会被电商平台碾压，甚至投资网易时的“全仓买入"机会，在今天可能面临更多竞争者，并且可能需要更规范的信息披露及合规要求。
如何看努力？
回到段永平，段永平讲的那些话强调努力当然是正确的。
个人要努力，但是他可能没有意识到，“相信努力可以带来回报”这个理念，本身就不是每个人天然就有的思想。 一方面，这需要你的家庭和成长中的灌输；另一方面，也需要你成年后长期得到正反馈。如果你的过去，你的每一步努力总是错的，或者总是没有得到足够的激励或回报时，你很难相信努力，甚至类似心理学上讲的“习得性无助”，你甚至不再相信努力可以产生回报。这样情况下，年轻人的抱怨不是无病呻吟。当然年轻人不应该躺平，人还是应该努力，但同样不应该否认结构性的困境依旧是存在的。
段永平号称“中国巴菲特”，对比之下，巴菲特和他的合伙人芒格，对于年轻人的处境是足够了解的。芒格在生前最后一次播客节目（2023年10月的Acquired播客）中，当被问及当下年轻人投资求发展是否比他们当年难很多时，他说：“世界充满欺骗和疯狂，年轻人的处境变得越来越难。我们年轻时候投资的低垂果实到处都是，随便找个好生意，买入并长期持有就行。”他感叹，长期持有就能赚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不一样，竞争白热化，信息噪音太多，股市整体估值偏高，要找到低成本扩张的机会几乎不可能。
因此，芒格给年轻人的建议是：首先要降低自己不合理的预期，别指望快速致富；其次，必须持续学习，在自己的能力圈内深耕，比别人更懂、更专注。最后要坚韧，遇到低谷时告诉自己“那又怎样？”，接受周期和波动是常态。 对比之下，段永平这次回答可能只是他的一时感慨，但依然暴露了一些成功者或上位者对年轻人现实困境的无感。因为他们已经成功了，可能就会逐渐丧失这种共情能力。对比芒格，两人的回答也许理性层面差不多，但感性层面却大为不同，芒格流露的情绪价值和关怀之情很真诚。
历史学家王赓武做过港大校长，他在华人地区很有影响力，他就说过“我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个苦力出身的商贾。”我之所以这样讲，不是否定段永平讲的个人奋斗以及企业家精神，而是强调一点，就是说我们其实要理解每个人的起点不一样。知道自己所在在哪个阶层，你为自己设定的这种超越阶层的目标就要更现实一点，也不会陷入虚妄的患得患失。改革开放初期那种阶层搅拌的时代确实已经过去了，现在是阶层相对稳定的时代。当然有弯道超车的机会，但是概率在降低。这个变化有好有坏，但是我们还是得承认现实。
也许时代的剧本是给定的，也许这一代人的命运也是注定的，但是我们依旧可以选择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每个时代不同，时代红利也不会平等地分给每个人，当然每个人起点不一样的；承认这一现实与结构性困境之后，依旧保持乐观主义，保持努力，这才是人生真正的价值投资。
我们做出的无数个选择，最终构成了我们自己。哪怕世界分崩离析，你还可以是你。因为所有的选择，最终会让你成为你期待的样，你要不断奔跑，才能无限接近自己的期待。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徐瑾亦为公众号「重要的是经济」主理人，读者微信xujin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