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尼与特朗普的两场演讲在达沃斯会场回响，却仿佛来自两个平行世界。
两人演讲可能是最近十年关于国际秩序最值得关注的演讲，2026年达沃斯论坛的官方主题是“对话的精神”（A Spirit of Dialogue），然而如今看来，即便在西方世界，断裂也已无可避免。不过，在表面的断裂之下，一种基于现实主义的新共识或许正在建立。
*
一场演讲来自加拿大新任总理马克•卡尼。这位曾经的英格兰银行行长，以一贯的专业精神与职业气度，发表了被誉为“数十年来最重要的国际关系演讲”的讲话。他的开场白掷地有声：“让我直言不讳。我们正处在一场断裂之中，而非一个过渡期。”卡尼的演讲并未直接点名特朗普，但特朗普的影响无处不在。甚至可以说，这次演讲代表了西方世界对“特朗普主义”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再认知。
另一场演讲来自美国总统特朗普。英国《卫报》形容他“带着一门侮辱大炮”走进会场。系着鲜明的红色领带，以一如既往的修辞风格，他宣称美国经济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增长奇迹”，批判“华盛顿和欧洲各首都形成的传统观念”，并对盟友发出最后通牒式的选择：“你可以说是，我们将非常感激；或者你可以说不，我们会记住。”
有意思的是，卡尼和特朗普都不是西方的左翼代表。一个是职业官僚的代表，深谙盎格鲁-撒克逊的审慎传统，将财政审慎与社会自由相结合——学界与媒体普遍将他与传统左翼自由派区分，视其为自由党内偏右的务实派；另一个则被视为美国民粹主义的旗手，高举“美国优先”的大旗，也有人认为他其实是回归保守主义传统。然而，他们对同一个世界给出了截然相反的诊断，开出了完全对立的药方。
这让人不禁想起一个古老的问题：这个世界还会好吗？
*
特朗普强调，国际秩序从来不是平等的，也不应该是平等的，因为美国在现实中为欧洲等国家乃至全球提供了安全保护。对于自由主义之下的国际规则与国际机构，他的态度是怀疑：北约“对美国不公平”，世贸组织的规则“不对称”。他的方案是关税、双边谈判与“美国优先”。格陵兰岛被他定义为美国的“核心国家安全利益”，他要求“立即就收购格陵兰岛事宜展开谈判”，并指责丹麦“忘恩负义”——“如果没有我们，他们或许会说德语”。加拿大也不例外，“加拿大因为美国而存在，对方需要记住这一点。”
相比之下，卡尼的世界观自然带有自由主义的色彩。不同的是，他承认现实中的不平等，也承认美国提供的公共产品不完全是虚构的：“数十年来，加拿大等国家在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下繁荣发展。我们清楚，这一叙事部分是虚假的：最强者在需要时会豁免自身。然而，这种虚构是有用的，尤其是美国霸权提供了公共产品。但这一交易已不再奏效。”他援引捷克异议人士哈维尔的话，强调规则的重要性——不能因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从来不完美，就放弃对规则本身的追求。
他们两位，一个呼吁“集体韧性投资”，一个宣扬“交易性双边主义”。这场分裂已不仅是政策层面的分歧，而是关于“西方是什么”的根本性危机。
本质上，两人对于西方的想象不同，即美国为主的西方与美国之外的西方。这场分裂的深层，是一场关于“西方是什么”的身份认同危机。在特朗普的叙事中，西方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是那些“因为美国才存在”的盟友。他反复强调自己的欧洲血统——“母亲100%苏格兰，父亲100%德国”——构建了一种文明亲近性的叙事。但这种亲近性是有条件的：当代欧洲必须记住，它的安全、它的繁荣，都来自美国的保护。
在卡尼的叙事中，西方首先是一个价值概念，这其实是欧洲在战后流行的叙事，强调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原则，地理边界是次要的，价值认同才是核心。也正因此，他呼吁中等强国的联合。卡尼说：“在大国竞争的世界中，夹在中间的国家可以选择相互争宠；或联合起来，开辟一条具有影响力的第三条道路。”
“第三条道路”的说法在欧洲一直很有市场，这也是一种试图在左右之间突围的策略。如果运行得当，这种策略可以左右兼顾；如果运行不当，则可能左右失据。不过，卡尼能够在当下提出这种口号，其实已包含对欧洲过去过于左翼的思想的反思。
*
要理解这个问题，可能需要回到保守主义的源头。1790年，当法国大革命的激进浪潮席卷欧洲时，爱尔兰裔政治家埃德蒙•柏克写下了《法国革命论》。这本书被视为现代保守主义的奠基之作。柏克并非反对一切变革，他反对的是那种试图推倒一切的激进主义。从柏克开始，保守主义给出了三重承诺：对秩序的承诺、对传统的承诺、对审慎的承诺。
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在西方谱系中一直是亦敌亦友的关系。回顾自由主义诞生后的成功，多数情况是在保守主义的认同之下完成，二战后的岁月最为典型。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携手，其实是在捍卫自由，也是二战之后繁荣与和平得以实现的前提。
当然，这一前提的存在源于他们拥有共同的意识形态敌人：苏联。1991年冷战结束后，这个体系失去了对立面，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如今世界的纷争，除了来自新兴国家的挑战，也源于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冲突。
这一问题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变得更加尖锐，而新冠危机更是加速了这一进程。新自由主义许诺的全球化遭遇本地化抗争，以特朗普为首的政治势力，既是美国民众的呼声，也是保守主义的另一种回潮。
西方起源于欧洲，美国作为核心大国，北约的存在为欧洲长期提供了集体安全，而欧洲则在左翼的道路上充当道德导师。随着美国自由主义走过周期顶点，权力与责任的长期不对等，使双方产生龃龉，格陵兰之争不过是其中一例。
从某种意义上说，卡尼与特朗普的演讲也存在共振，双方都强调对过去的改变以及对现实的认可。作家亚当•图兹一直呼吁“进步现实主义”（progressive realism），他认同卡尼的演讲，甚至追溯了卡尼在2019年的演讲，当时他还只是英格兰银行行长。在那次演讲中，卡尼提到一个值得铭记的历史教训：1920年代的金汇兑本位制。这是现代经济史上仅发生过一次的全球货币体制转变。当时情况如何？某种意义上，1920年代的混乱比起今天有过之而无不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旧的国际秩序已经崩溃，但新的秩序尚未建立。英国的霸权地位已经动摇，美国的霸权地位尚未确立。正是在这个过渡期，各国试图建立一个以英镑和美元为双重锚定的货币体系。结果是糟糕的，甚至是灾难性的，甚至间接引发了大萧条。
在卡尼看来，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的最优解仍是建立多极体系。不过，对于特朗普等人而言，这段历史显然有不同解读。与二十世纪多数灾难一样，1920年代的问题不在于单极体系的崩溃，恰恰在于美国没有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如果美国当时更加坚决地行使霸权，如果欧洲更加顺从地接受美国的领导，那么或许就不会有大萧条，甚至也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
两种历史观，两种对未来的想象，背后是两种对保守秩序的不同理解。卡尼的答案是保守秩序本身，即使这个秩序不完美，即使它需要改革，如果霸权威胁到这一秩序，应该稀释霸权，寻找第三条道路。对特朗普而言，真正值得保守的是美国的强大，因此当某些规则威胁到美国的利益时，保守主义者应该选择打破规则，而不是维护规则
*
如果从保守主义滤镜审视，如何再度审视两人冲突？卡尼选择保守规则，即一个更加均衡的多极体系，虽然会削弱美国的特权，但会增强整个西方秩序的韧性。特朗普选择保守霸权，即使这意味着规则会被打破，因为美国的强大才是西方秩序的真正基础。
本质上，这是西方阵营内部对于国际秩序的两种想象的冲突，但并非不可调和。特朗普重申现实，而卡尼则主张在现实基础上遵从规则。当“规则”与“霸权”之间存在差距，并非非黑即白，仍有大量的谈判与博弈空间。
在达沃斯的那个下午，当卡尼引用哈维尔，当特朗普挥舞关税大棒，我们见证的不仅是两位政治家的分歧，更是西方文明的一次自我拷问。卡尼与特朗普的对立，不是个人的对立，他们都自诩捍卫西方文明，但他们对于“西方文明”的定义，可能已经南辕北辙。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美国之外的西方世界的认同危机。他们曾经以为依赖道德感召力可以引领新世界，最终却发现新世界与旧世界的实力对比实在太过悬殊——在绝对的实力面前，道德显得苍白无力，甚至无法拒绝搭便车者与投机者。
过去这些年，“历史的终结”、“全球化的必然性”、“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等定义，或多或少回避了这些根本性的追问。我们到底是谁？我们到底在保守什么？保守主义注定无法回到过去，也不在于拒绝变化，而是在于如何面对变化。
问题的答案，或许能保守主义的传统中找到根源。保守主义本身的特点，注定它更为经验主义，相对缺乏系统理念，也没有一个完整的意识形态。在一个进步主义主导的现代社会，保守主义的努力注定不断遭受挫折。更重要的是，它需要解决自身的现代性问题：当传统与现代性发生冲突时，我们该保守哪一个传统？
*
或许，这场危机本身就是答案。历史冲突的张力，本就是理念的交锋。在不同的历史时刻，这些张力会以不同的方式爆发。以往苏联是共同的敌人，后来这一敌人则面目模糊，甚至不少人认为敌人可能就是美国的霸权，乃至对“西方是什么”有着根本性的分歧。
对中国人而言，这种认同危机在最近两百年不断发生。外部冲突不断刺激中国作出回应，最终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著名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研究中西互动时，提出了“冲击-反应”模式，他甚至认为中国的每一次进步、每一次变革，都离不开对西方冲击的回应。“中国的庞大传统结构被砸得粉碎…… 经过三代人的更替，旧秩序已经改变模样。西方的冲击不仅带来了技术与制度的变革，更重塑了中国对‘现代’的认知。”
如今，这种认同危机来到了美国之外的西方世界。特朗普等人的出现只是开始，一场身份认同危机的序幕。这场危机会如何收场？没有人知道。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无论结果如何，那个我们曾经熟悉的“西方”，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不过，这场断裂，也许也是延续的开始。毕竟，历史自有其钟摆，如今不过是走过自由主义的高光周期而已。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徐瑾亦为公众号“重要的是经济”主理人，读者微信xujin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