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2026年的科技公司来说，当下最紧迫的命题是什么？
美国知名大模型公司Anthropic官网6月最新的一则发言是，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全球协调机制，给人类留出足够的时间来调适社会结构、推进AI对齐研究。再来看OpenAI，关于全民基本收入的讨论也成为了围绕在山姆•奥特曼身上的一个关键标签。
视线再回到国内，中国科技公司给了相对务实的解法。
6月17日，蚂蚁集团发布的2025可持续发展报告显示，AI健康助手“蚂蚁阿福”探索用技术去缓解老百姓看病难的痛点，目前服务了8400万来自三线及以下地区的用户。前不久，阿里旗下的千问也在高考之后推出了免费的高考填志愿大模型。腾讯旗下微信生态接入AI能力，帮助开发者低门槛地构建产品。
在人类商业史上，应该从未有过一个时期，企业会像今天的科技公司们一样，如此深、如此广地重塑人类社会的毛细血管。
半个多世纪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曾提出一个著名论断：企业的唯一社会责任就是利用其资源，在遵守游戏规则的前提下，从事旨在增加利润的活动。
在传统工业时代，这套“股东至上”的逻辑构筑了现代繁荣的基石。然而，到了AI时代，弗里德曼的教条显然已经无法解释眼前的现实。
新一轮科技革命对社会结构的冲击正在以前所未前有的速度和烈度发生：AI会不会带来就业冲击？科技带来便利的同时会不会侵犯个人隐私？普通人会不会被甩在AI的战车之外？这个时刻再谈股东利益至上，无疑是不负责任的。
更尖锐的问题，是阿西莫格鲁在其著作《权力与进步》中提出的——“科技进步一定会带来共同繁荣吗？（Will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Inevitably Lead to Shared Prosperity?）”
这个终极问题也指向了，在AI奇点临近之时，科技公司必须重新思考：在一个高度分化且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科技企业到底要如何完成自己的社会责任？
公司的角色
此刻我们再审视全球商业版图，会发现一个巨变正在发生：现在，美股市值排名前十的企业，完全被科技公司所占据。
而在各大财富榜单上，像埃隆•马斯克这样掌握着卫星网络、电动汽车和人工智能网络的科技巨头，正在向人类历史上首位“万亿富豪”的王座迈进。
今天的科技公司，其体量、效率以及对社会信息分发、日常运转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历史上任何时期的企业形态，这也标志着一个“超级科技时代”的降临。
在如此庞大的能量面前，科技公司们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开始意识到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如果说在PC时代，科技巨头的负外部性仅限于系统蓝屏或软件兼容性差；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其外部性表现可能是信息茧房和平台效应；那么在AI时代，科技公司的外部性将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秩序的重构。
正如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所指出的，任何社会的稳定都依赖于成员之间默契的“社会契约”与共同的道德信仰。也正因此，在“所有行业都要用AI重做一遍”的当下，我们也迫切的需要重新思考和定位公司的角色。
这种重新定位意味着，科技公司不能再仅仅将自己视为单一的商事主体，而必须意识到，当AI技术深入到公共决策、医疗资源分配、就业结构乃至思想传播的底层，科技巨头的一行代码、一个算法参数，其影响面早已超越了传统的商业边界，具有了强烈的社会公共属性。
如果科技公司不能足够重视科技的外部影响和企业的社会责任，则意味着将面临来自社会层面的巨大挑战与冲击。
因此，无论是主观意愿还是客观压力，都推动着AI时代的“公司角色”必须完成从效率、利润驱动转向新社会契约共建者的跨越。这其实同样是科技公司们在面临大分化时代的种种不确定性时，必须完成的自我救赎与合法性重构。
技术与社会
其实关于技术与社会的磨合，科技公司的探索由来已久。
工业革命时代太过于遥远暂且不提。从互联网革命来看，在互联网浪潮兴起之初，谷歌就已将“不作恶”写入了公司的行为准则。这在当时被视为一种带有硅谷浪漫主义色彩的道德宣言，不过，它也确立了一个基本的社会共识：科技公司由于掌握了信息流动的闸门，必须拥有高于一般商业实体的道德自律。
到了2019年，美国商业组织“百名CEO圆桌会议”发表了一份里程碑式的联合宣言，包括苹果、亚马逊等科技巨头在内的近200位顶级CEO联合签署，正式宣布放弃传统的“股东至上”原则，转而承诺为所有“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
到了AI时代，以OpenAI创始人山姆•奥特曼为代表的硅谷新一代领袖，已经开始公开倡导并资助“无条件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的社会实验。
对于科技公司的社会责任，中国的公司们同样在进行类似的尝试。不过，与美国硅谷偏向于制度设计和前瞻性政策倡导的风格不同，中国科技公司在处理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时，展现出了一种更为务实、更具操作性的“场景驱动型”特征。
这也与中国人工智能更加偏向于应用创新和场景创新有关系。在中国，AI等前沿创新的普及，正在展现出越来越浓厚的“社会创新”色彩。这里的社会创新，是指通过商业化、技术化的手段，去系统性地解决老龄化、看病难、教育资源不均等长期存在的社会痛点，实现技术红利的下沉。
这种演进在中国头部科技公司的发展历程中展现得尤为清晰。以蚂蚁为例，从互联网时代“让银行不排队，让老太太也能享受和银行行长一样的服务”，到AI时代探索“让医院不排队，让村里人也能看上城里的大专家”，背后的逻辑一脉相承：用社会价值来驱动商业创新。这也提供了一个科技企业如何回应社会问题的样本。
沿着这条主线看，作为一款健康领域的AI产品，蚂蚁阿福的出现并不是偶然。正是在中国医疗资源严重不均衡、基层群体“看病难、问药难”的背景下，AI展现出更多技术普惠与社会创新价值。
在广大的县城、乡村等下沉市场，许多低收入人群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方面是本地优质医疗资源的极度匮乏，另一方面是对复杂的现代医院就诊流程和晦涩的医学术语感到无所适从。当AI工具通过一部智能手机下沉到千家万户时，它实际上充当了一个无形、免费且24小时在线的“家庭医生助理”。
同时，在医患关系紧张、网络虚假医疗信息泛滥的环境下，提供一个基于科学算法的健康助手，有助于重塑普通人对医疗科普的信任。它不仅减少了患者盲目就医的时间和经济成本，也间接减轻了公共医疗系统的分诊压力。
不止是医疗。就在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前两天，蚂蚁宣布开启支付宝史上最大的一次改版：AI版支付宝正式推出，命名“阿宝”，主打彻底拆掉AI的技术和社会应用门槛。现在对用户来说，一些一年用一次、每次都要重新摸索的服务，只需要说一声就行。
整体来看，无论是硅谷对分配制度的前瞻性重构，还是中国企业在产品下沉中解决民生痛点的实践，都证明了全球最一线的科技公司们正在用各自的话语体系，回应着技术对社会秩序的影响。
而它们也正在共同走出传统的商业范畴，成为推动社会公平与福祉提升的关键变量。
从中美科技公司的一系列动作来看，在如今的人工智能革命当中，除了“看得见”的技术正在快速演进，另一条看不见的变化也正在发生，那就是今天的科技公司们，正在集体展开关于“科技到底要如何与社会共生”的新探索。
创新的扩散
在经典的创新扩散理论中，一项新技术的普及通常遵循着从小众的“创新者”“早期采用者”再到“大众”的渐进式传播路径，而技术的红利和社会的红利也会在大众传播的进程中不断扩大化。
但在AI时代，这条原本平滑的扩散曲线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断裂风险。由于算力资源的高度集中、算法门槛的居高不下，如果技术红利仅仅停留在硅谷的超级数据中心，那么这种创新非但不能消弭鸿沟，反而会加速社会的极化，将绝大多数无法跨越技术门槛的普通人，无情地推向社会的边缘。
因此，重估科技公司的社会责任，其核心落脚点必然在于推动“创新的深度扩散”。这意味着，创新不能仅仅是技术维度的向上突破，更需要应用维度和普惠维度的向下兼容。
它要求科技公司在追求通用人工智能（AGI）技术巅峰的同时，必须将目光投向更广泛、更具体、更容易被技术和算法所遗忘的毛细血管地带。当大模型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社区医院和老年人手中的简易终端，创新的扩散才完成了最后一环。
无论如何，今天的AI，恐怕已经不能再继续走传统的“高溢价、高毛利、窄人群”的精英科技路线，因为从社会的视野来观察，AI技术的终极价值，不应该是独属于硅谷的狂欢、大多数人沦为“无用阶层”，而应当是让一个偏远山村的母亲能看懂孩子的化验单，让一个不识字的老人能够顺利预约挂号。
从这个角度来说，AI时代的公司，其核心合法性将不再仅仅由其股价、营收和技术参数来定义，而将由它解答了多少人类面临的共同困境、解决了多少具体的社会问题、带来了多少实质性的福祉提升来决定。
这也才应该是AI时代科技公司的真正责任所在。科技公司唯有走出“技术唯物主义”的象牙塔，重构技术与人、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才能在即将到来的超级AI时代中，真正确立其长青的商业以及道德合法性。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编：闫曼 man.yan@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