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日在上海举行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同以往几届相比，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它不再只是展示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和产品的产业大会，也成为中国争夺全球人工智能领导权的一次公开亮相。
中国领导人首次亲自出席大会开幕式，发表了主旨讲话。大会召开前一天，中国同另外28个国家签署协定，成立总部设在上海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这是一个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创始成员主要来自全球南方。会上还发表主席声明以及人工智能合作发展、伦理治理和智能体互联互通等一系列行动文件。他同时宣布，中国将在未来五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AI培训名额，并面向东盟、非盟、阿盟、拉共体、金砖国家和上合组织建立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
这一套动作连在一起，含义非常清楚。北京要做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引领者，同美国争夺AI时代的全球治理权，以及由此产生的国家影响力。
表面看，这是人工智能应该如何监管、防范风险、实现普惠的问题，实质却是一场国家权力竞争。人工智能不同于一般的新兴产业，它同时影响经济增长、军事能力、科研效率、制造业升级、社会治理和国家安全，也会重新排列未来世界的力量座次。谁掌握人工智能，谁就可能掌握下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主动权。因此，人工智能被北京视为决定国运的关键技术。习近平早在2018年就把AI称为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和推动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北京现在进一步争夺全球AI治理权，不过是这一判断在国际政治上的自然延伸。
中国之所以要同美国竞争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权，首先是它自认为已经具备了这种技术实力和国家能力。
中国在最先进芯片和高端算力上虽然仍明显落后于美国，但两国在大模型实际能力上的距离已经大幅缩小。根据研究机构不同的评估，中国在AI的竞赛中，已是全球唯一能够在模型能力上持续逼近美国的国家。尽管大模型差距缩小不等于中美整体AI实力已经相等，然而，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制造业体系，更强的电力建设能力、更完整的工业供应链和更丰富的实体经济应用场景，也是事实。
AI未来不仅存在于聊天机器人和办公软件中，还将进入工厂、汽车、机器人、电网、港口、物流和城市基础设施。中国既可以生产模型，也可以把模型装进机器和设备。中美已是全球最大的两个数据中心市场，但美国目前的数据中心耗电量更大，而中国在发电、电网和能源设备建设方面能力突出，从而能够更快扩展AI所需的基础设施，以更低成本将技术投入大规模使用。这使北京产生一种判断，既然两国已经站在同一场竞赛中，中国就没有理由把全球规则的制定权拱手让给美国。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中国吸取了互联网时代的教训。
互联网诞生后，美国凭借技术先发优势，建立了操作系统、芯片、搜索引擎、社交平台、云计算、技术标准和全球网络规则。中国后来虽然形成了庞大的国内互联网市场，也诞生了腾讯、阿里巴巴、百度和字节跳动这样的企业，但其互联网发展总体上是在美国已经确定的技术框架内进行的。在全球市场和国际规则层面，中国长期仍是追赶者，而不是主导者。
北京显然不愿在人工智能时代再次重复这种局面。AI秩序现在还没有完全成形，模型、接口、智能体协议、数据规则、安全标准和国际组织都处于形成阶段。这个时候不争，一旦美国企业和美国主导的组织把技术标准、市场入口和治理规则固定下来，中国以后即使在某些技术上赶上，也可能只能在别人制定的框架中活动。
这也是为什么北京这次不但谈技术，而且成立组织；不但谈合作，而且制定规则；不但展示模型，而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培训、应用中心和基础设施方案。中国要把自己的技术能力转化为制度能力，把市场规模转化为规则影响，把AI产品的出口转化为国家影响力。
中美之间的人工智能较量，由此出现了两个相互交织的战场。一个是模型、芯片、算力、电力、数据、人才和产业应用的技术竞争；另一个是标准、组织、供应链、安全边界和治理理念的规则竞争。技术决定一个国家有没有资格制定规则，规则又会反过来影响技术和企业进入全球市场的机会。
谁会成为最后赢家，现在尚无法断言。对中国而言，理想结果是取代美国，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首要领导者；但从现实看，更可能、或许也是中国能够争取到的最好结果，是全球AI形成“两个半球化”，中国成为一极，美国成为一极。
所谓两个半球化，并不是两套技术体系完全断裂，也不是所有国家都必须在中美之间二选一。美国企业仍会使用中国的开源模型，中国企业也仍然需要美国技术。很多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和中东等国可能同时同两边合作。但全球AI的核心基础设施、供应链、标准和政府合作机制，会越来越围绕中美形成两个中心。
美国这一极以最先进芯片、超大规模算力、前沿闭源模型、云平台和私人资本为基础，治理上强调前沿模型安全、知识产权、人权价值、国家安全和“可信供应链”，它的优势是能够持续突破技术上限，形成高利润，再用利润支持巨额研发。美国的盟友体系和跨国科技平台，也使其技术可以迅速进入全球高价值市场。
但美国模式的问题同样明显。最强模型的训练和使用价格昂贵，技术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巨型公司。美国又把先进芯片和算力作为国家安全工具，对不同国家实行不同的技术准入。这样做可以延缓竞争对手的发展，却也会让许多国家担心技术依赖和政治风险。对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和中小企业而言，昂贵的前沿模型未必是它们真正需要的产品。
中国这一极则以开源或开放权重模型、低价格、低推理成本、本地部署、制造业应用和政府推动为主要特征，治理上强调发展权、国家主权、文明多样性、技术普惠和反对封锁，它试图告诉“全球南方”，人工智能不应该只是少数富国和大型科技公司的特权，中国可以提供一条更便宜、更容易使用的道路。
这种模式的吸引力并不只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多数发达国家的企业和个人同样不需要世界上最先进、最昂贵的大模型，需要的是能够解决实际问题、运行稳定、价格便宜、可以根据自身数据修改、又不会被一家云平台永久锁定的技术。假如一个中国模型能够完成美国最强模型九成以上的任务，而成本只有后者的一小部分，很多用户不会为最后那一点性能差距支付数倍价格。
但中国模式也有明显短板。先进芯片受制于人，可能限制下一代模型的训练；开源和低价容易扩大使用规模，却不一定能够产生足够利润支持长期研发；政府集中资源可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也可能造成重复投资和效率低下。更重要的是，中国对国内模型实行严格的内容监管，这会使一些国家和企业担心数据安全、政治审查以及对中国技术的长期依赖。
因此，中美两种路径都不是没有代价。最后决定哪一种路径更有生命力的，仍然是市场应用。
实验室里的第一名当然重要，因为最前沿的模型决定技术天花板。但一项技术能否真正改变世界，不只取决于它的最高水平，还取决于它能不能进入工厂、学校、医院、办公室和普通人的生活。蒸汽机、电力、汽车和互联网的胜利，最终都不是因为某一台设备性能最好，而是因为它们被广泛使用，改变了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
人工智能也一样。谁能把模型变得更便宜、更可靠、更容易部署，谁能把它同制造业和服务业结合，谁能让更多国家、企业和个人从中获得真实收益，谁就更可能赢得最大的市场。而市场规模又会产生数据、收入、人才和技术标准，反过来巩固国家的AI能力和治理影响力。
所以，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能否真正成为全球AI治理的一极，最终不取决于有多少国家在成立协定上签字，也不取决于北京发布了多少宣言，而取决于中国能否拿出真正有竞争力的模型、设备和应用方案。只有当越来越多国家和企业使用中国AI，中国倡导的开源、普惠和发展权才会从外交语言变成国际规则。
全球AI的治理规则从来不只是会议桌上写出来的，也是被产品和市场用出来的。中美谁能够让AI成为全球多数人的现实生产力，谁才更可能拥有AI时代真正的全球治理权。
（注：作者是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