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留给大众的印象并不算正面。一提到金融，大家想到的多半是投机、贫富差距，还有经济的大起大落。这些印象不是全然没有道理。金融确实会放大波动，也会拉开人和人的差距。
前段时间，网上流传一个韩国女孩“黄金时代”的段子。工作第一年，工资全扔进股市，赚了五年的薪水。在首尔，大街上突然所有人停下手头的事，拥抱在一起欢呼。她说很开心，有一种人类黄金时代的错觉。后来行情掉头，杠杆产品开始反噬，就变成“关灯吃面”，“最对不起的还是家人”了。
人类对金融的戒心，历史很长。中世纪教会禁绝利息，不只是高利贷，普通借贷利息也禁止。社会运转离不开借贷，于是就有了一些变通的办法。有一些借贷业务落到了不受基督教教法约束的犹太人手里，基督徒商人也会把利息藏进汇兑、价差或租金里面。教会的核心功能之一是救济穷人，信众向教会缴纳什一税和捐献，遇到难处时从教会那里领接济。但通过禁绝利息，教会同时又堵上了普通人通过金融获得周济的合法路子。保障由谁提供，从来不是个简单的经济问题。
这桩公案里，藏着人类社会的一个大关节：金融也是社会保障的一种重要方式。一个人今天缺钱，未来还有收入，金融可以把未来的钱挪一部分到今天用。你一辈子总共能挣多少钱，是你的本事和运气，穷病要靠就业、升职等来治。如果一个人长期没有收入，金融只是把今天的难处推到明天，还添一笔利息。但是你在什么时候花钱，金融可以起很大作用。所以，金融解决的大多是二阶问题，用老话说就是“救急不救穷”。
“救急”这件事并不小，也不容易。宏观经济学祖师爷凯恩斯有一句“冷酷”的名言：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人这一辈子，就是解决一个接一个的短期问题。两个月的失业、一笔几千块钱的医疗支出，在宏观上是微不足道的扰动，落到一户人家头上，可能就要卖掉吃饭的家伙。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宏观经济学发生的一个最重要变化，是突破了以往所谓“代表性家庭”的分析范式，把金融市场的不完备性和不同家庭所受到的冲击放到了分析的核心位置。此前的模型把全社会合成一个家庭，谁失了业，谁借不到钱，都在加总中消失了，“救急”这件事也就无从分析。
Huggett、Aiyagari等人开创的一系列研究，论证了“救急”这样的二阶任务可以产生一阶的宏观效应。人的收入会波动，失业和减薪这样的风险却往往没有相应的保障，想借钱应急又常常借不到，出了事只能靠自己的储蓄顶上。为了预防这一类风险，每个家庭都多攒一点钱，加总起来，整个社会的储蓄被动增加了，均衡利率则被压低。这笔额外的储蓄是防御性的，在理想情况下原本不必攒这么多，整个社会的消费就被抑制了。中国家庭储蓄率长期居高，消费提不上去，原因当然很多，但社会保障不足，家家户户只好自己攒钱防身，是其中重要的一条。
借助这个新的认知框架，社会福利的计算也发生了变化。诺奖得主Lucas有个很有名的研究。他在代表性家庭的框架里估算经济波动造成的福利损失，结论出人意料：经济波动的福利损失小到几乎可以忽略。几百年来，无数聪明才智之士耗尽毕生心血研究经济波动，原来只是白费力气？问题是，经济波动从来不会平均落在每个人头上。有资产的家庭受影响小，手里没有储蓄的家庭一旦失业，就要从最基本的吃穿用度上往下减。İmrohoroğlu把失业风险、借贷约束放进异质性家庭框架后，计算出的福利损失远远高于Lucas的估算。
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在这个新的框架里才显现其价值。私人保险公司很难承保失业等风险，因为看不到投保人是否努力保住工作，也难以核实失业以后有没有认真求职。政府并不比保险公司知道得更多，但它的长处是强制，不需要任何人自愿投保，用税收向所有人收钱，并向失业的人付钱。Hansen和İmrohoroğlu测算了失业保险的福利效应。他们发现，恰当的失业保险可以显著提高社会福利，但如果保障过于慷慨，求职和工作的努力就会下降。社会保障很重要，怎么给、给多少，同样重要。
这个框架给我们的另一个重要启发是，正式社会保障与金融各有其功能边界。失业等风险通常由政府以强制参保的方式提供保障，跨期调剂则是金融的领域：一个未来有收入的人，当前出现资金缺口，通过借贷把未来的收入转移到今天使用。借款人支配的是自己的未来收入，权利义务由合同明确规定，因此它面临的激励问题就和社会保障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困难在于，正式保障的覆盖有限，正规金融也没有充分下沉。
长期以来，亲友之间的非正规借贷填补了中国正规金融的缺位。亲友借款通常不计利息，以人情维系。然而，大规模的城市化和人口流动削弱了这一机制。大量人口离开家乡，家庭规模也在缩小，亲友网络覆盖的范围随之收窄。这些经济结构变迁留下的空缺，现在反过来需要由商业金融来填补。商业信贷要收利息，借款人却不必用长期的人情负担，去换一笔短期周转。但是，商业金融接过这一部分以后，究竟做得怎样，要看证据。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发布的《消费信贷的社会红利》，从侵财犯罪这个新的角度入手，研究消费信贷的社会保障功能。课题组整理了一百多万份刑事判决书，配合全国性家庭调查和行政处罚记录，分析信贷可得性与侵财风险之间的关系。判决书原本只是散落的文本，课题组使用大语言模型从中提取犯罪动机、涉案金额和个人特征，才将其整理为可供分析的数据。当前的经济学研究注重因果识别，容易轻视这类基础工作。中国的数据看似丰富，一旦研究某个具体问题，往往连最基本的事实都没有。
课题组的分析显示，数字信贷发展降低了借款被拒的概率，这一变化主要出现在农村和传统金融覆盖较弱的城市。更要紧的是，根据课题组的测算，数字普惠金融信贷指数每提高一个标准差，居民报告财物被偷的比例平均下降约0.86个百分点。报告中的许多盗窃案，涉案金额只有几百元。有人偷食物，有人偷钱凑学费或药费。贫穷本身不是犯罪的理由，绝大多数穷人一生不偷不抢。但如果收入中断、救助没到，又无法从合法渠道获得周转时，总有少数人会“伸手”。判决书同时显示，盗窃被告人中过半有前科，判过、关过，但出来接着犯。刑罚当然必要，但刑罚创造不出工作和现金流。一个人在“伸手”之前是否还有别的路可走，是更为重要的问题。
消费信贷不是万能灵药，有它自己的问题。过度放贷、暴力催收，会让短期缺口演变为长期债务，把“急”事变成“穷”病。但公众对负面事件的印象总是更深的。一个年轻人借贷失控，很快成为新闻；另一个人借几千元渡过失业期、之后按时还清，就不会上新闻。古语说，善战者无赫赫之功。金融帮助人们避开的麻烦，往往需要我们在数据中仔细寻找。消费信贷填补了多少保障的“空档”，又制造了哪些新的社会问题，这两本账都应该算清楚。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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