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们都以为自己能改变世界”
在日本逗留期间，偶然得知儿时旧友M已从美国赴东京大学任教，遂促成此行，往东京北部一探。
车停人下，街道寂寥空阔，眼前兀然一座朱红大门，日光下鲜艳夺目——这便是东大著名的“赤门”了。此门原为江户时代加贺藩御守殿门，距今已近两百年，漆色犹新，仿佛昨日才涂过。门侧，M已候立多时。近二十年未见，他已是学者气度，然言笑间那份灵动仍在，与少时并无二致。故人相逢异国，谈笑如昔，令人格外畅怀。
自赤门至主教学楼安田讲堂，是一条笔直宽阔的甬道，两排银杏苍苍巍巍，枝叶交叠，绿意中微染浅黄。秋阳自树隙筛落，地面光影斑驳，缀着细碎的金色。
“再过一个多月，这些叶子便全黄了。”M说。
我望着静谧的步道上，偶有三两学子低头徐行，若有所思；复又想象深秋时分，脚踏满地金黄的光景，竟生出一阵久违的艳羡——那种离校园多年后才懂得的艳羡：再没有别处，能如此真切地使人感知知识之美，以及世界尚可改变的可能。
安田讲堂矗立于前，是一座巍然的褐色西式建筑，气宇沉雄，然与东京许多同时代洋楼一般，略显厚重滞涩，少了几分灵秀。但它本非以建筑传名；其所以载入校史，更多因1969年那场学生运动。此后二十年，楼宇闲置，直至九十年代修缮方重新启用。
穿安田讲堂哥特式拱门，入校内餐厅共进午膳。这二十余年间，我们虽未谋面，经历却几近同轨：留学美国，辗转工作，再离美赴第三国——他择日本，我往欧洲。其间种种不适、冲突、调适与和解，路径虽异，终归殊途同归。时至今日，各居其位，各事其业，回头顾望少时理想，或觉有所成，亦不免暗生无力之感。
“那时，我们都以为自己能改变世界。”我望见远处的安田讲堂，随口念出那部纪录安田事件的影片所用过的句子。我们相视一笑。
餐后，缓步校园，行至三四郎池。那是一方精致的日式庭园池塘，藏于校园正中，宛如绿洲。原来池名正取自夏目漱石的小说《三四郎》——漱石亦是东大校友。《三四郎》讲述一位九州乡下青年负笈东京，在西风东渐、文化急变的日本社会中，经历的迷惘与成长。
夏目漱石生于东京一户小康之家，虽不似三四郎为外省少年，却同样在传统与西学之间经历痛苦的辗转与青春期的彷徨。早年耽嗜汉学，曾立志以汉文著述为业，“漱石”二字亦典出唐代《晋书》“漱石枕流”，清雅可人。及入东大，正值日本全盘西化之潮汹涌，汉学退居边缘，他只得转修英文学科，以图谋生。东西文化之扞格，加之当时日本极端崇西之风，使他深感疏离，继而反思渐生。后负笈伦敦两年，作为异乡人，经济拮据，备受冷遇，境况艰难，几致抑郁。
如今，三三两两的青年坐于池畔，埋头翻书，低语交谈。他们或许都是今日的三四郎，带着同样的青春迷惘——那种不接受现状、尚未寻得自我与世界的联结、不确知立于何处才为适宜的迷惘。看着这些年轻的面庞，竟觉得这迷惘本身，也成了一种奢侈。
伍舍
得知夏目漱石是我最钟爱的日本作家之一，M忽而忆起，学校附近似乎尚存一处他的旧居，可以带我去找。
自东大后门折而向北，便入一片静寂的里弄式住宅区，几无车马之喧。行不数分钟，一座古朴素淡的神社现于街角，额书“根津”二字——原来这便是《三四郎》中主角反复徘徊的那座根津神社。
跨过朱红鸟居，眼前豁然开朗，竟是一座华美庄严的殿宇，斗拱层叠，朱色鸟居连绵起伏，沉静地衔接殿舍与山林。日光穿林而下，檐廊柱栏之间光影斑驳，明灭不定。根津神社的鸟居规模气度，绝不逊于京都伏见稻荷大社；然而忆及伏见游人如织、摩肩接踵之状，更觉此间静谧如梦，几不真切，连空气里都浸润着古老的安然。最有趣者，乃神社所奉之石狐若干，颈上各系红布围嘴，憨拙可爱。
都会腹地，竟藏得下这般澄净一隅，难怪三四郎要至此躲避尘嚣，静思人生与情爱；而屡屡徜徉其间的，恐怕更应是当年在此执教求学的夏目本人。
出根津神社，再前行数分钟，于一排低矮民居前，见一金属标牌孤零零立着，上写：“夏目漱石•鲁迅旧居迹”。
啊，鲁迅。两位我倾心的文豪，竟曾同住于一檐之下。
1906年，夏目辞去东大教职，专事写作，于此闭户执笔。次年迁往早稻田。翌年，鲁迅携周作人、许寿裳、钱钧夫、朱谋宣五人迁入，名之曰“伍舍”。
其时，夏目漱石已是文坛巨擘，《朝日新闻》连载《虞美人草》，名动四方。而年轻的周树人，籍籍无名，正蛰居于此间本乡寓所，伏案书写。一位成名已久的国民作家，一位尚未寻得终途的迷惘青年——空间在此重叠，时间却以其奇异的错位，将两段命运悄然联结。
彼时的鲁迅，正经历着夏目曾亲历的种种：留日的孤寂、苦闷、被冷眼相待，以及那场使他弃医从文的“幻灯片事件”。自仙台返东京后，便居于此地。从此，他此后的志向日渐清晰——投身文艺，以文字唤醒国人麻木的精神。
每夜挑灯苦读，如饥似渴地阅读与译介，尤其倾力于欧洲与俄国文学之翻译；每至周日，便赴同盟会《民报》社，听章太炎讲授文字学；又与同人筹办文艺杂志《新生》，欲发觉醒之声。然他这般倾力为之，换来的却是一连挫败：精心编译的《域外小说集》仅售数册，《新生》亦因资金与人事不继而未果。这对青年鲁迅不啻重击，他尝到了“未尝经验的无聊”，以及“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般的孤寂。
那座房子已在关东大地震中尽毁，眼下所见乃重建后的民居，当年周氏兄弟精心修葺的庭院已不得而见。我正怅然若失，M在旁说道：
“夏目漱石1907年搬去了早稻田的漱石山房，如今那里改建为故居博物馆。从谷中地铁站过去便可。”
下町风情
未曾料到，从伍舍往谷中这一段，竟是此行东京北部最惊艳的路途。它像一道时光的褶皱，将现代东京的锋利边缘温柔地叠藏起来。东京的心跳，在此处不再是霓虹的急促闪烁，而是江户式的从容悠长。
路的一侧是连栋式低矮木造家屋，门面窄狭，进深却长，黑漆雨户、瓦片屋顶、细长格子窗，窗棂间探出精心修剪的盆景；另一侧散落着年代不明的陶器店与茶屋，暖帘静垂，茶香与老木头的沉郁气息，混杂着炭火烘烤煎饼的米香。地势微微起伏，街上行人寥寥，彼此仿佛相识，偶有自行车铃叮咚掠过，复归沉寂。
时光在此处仿佛凝滞，或仅如深潭般缓慢流淌。猫是街角真正的主人，慵懒蜷于石阶或墙头，半眯着眼，端详每一个过客，仿佛早已看尽江户至今的百年沧桑。
这般下町风情，令我想起夏目的《少爷》中曾借住附近的菊屋坂，《心》里先生亦在此间孤独踱步。夏目与他笔下的知识分子，多生活在这片街巷之中。
不觉间，“谷中灵园”已在近前。日本的墓园有趣处，在于它近乎日常的一部分。人们穿行其间，仿佛穿过一方巨大的庭院，乌鸦盘旋于名人或平凡往生者的墓碑之上，生死之间达成了一种奇异的自然与安宁。
穿过灵园西侧的幽静巷弄，空气里浮动着油炸物的焦香与浓油赤酱的甜咸。店主中气十足的吆喝、熟客爽朗的笑谈、刀落砧板有节奏的“笃笃”声，充盈在顶棚之下——这便是“谷中银座”。所谓银座，实则一条不过两百余米、宽仅数米的旧式顶棚商店街。走到街中，便可望见那座长长的“夕阳阶梯”。石阶延展向上，两旁是寻常人家，东京最朴素的市井烟火，尽收眼底。
我们走走停停，尝了几样果子，我买了几张民俗画。行至商店街尽头的地铁站，与M告别。一抬头，站牌上赫然三字：
“日暮里”。
原来这便是鲁迅当年从东京去仙台途中路过、此后念念不忘的那个站名。没想到，又一次与鲁迅不期而遇。
漱石山房
出了早稻田附近的地铁，先路过夏目漱石诞生地，仅余一座孤零零的简单石碑。
夏目之父曾是此地一小领主，家道中落，夏目出生时排行第八，父母视若多余。先后两次被送至别家寄养，九岁归家，仍不得父母之爱。无独有偶，鲁迅童年亦遭家道中落，父亲早逝，每日出入药铺与当铺之间，看尽世态炎凉。早年的坎坷，铸就了他们脆弱的神经与孤傲的性情，亦孕生了敏感多思、不随流俗的品格——而后者，正是一个作家的底色。
前行不远，便见若干黑猫标志印于地面。循迹而去，在寻常人家的底层公寓楼之间，走到了漱石山房。
门口立有一尊夏目雕塑，模样与千元日币上的画像相近，神情严肃，甚至略带紧张。地面楼层采用通透玻璃设计，进门便见一间以猫为主题的咖啡馆——那只令夏目成名的猫，印在杯上、纸巾上，缀于四壁装饰之间。馆内有人低语交谈，却仍显得宁静。
山房早年毁于关东大地震，如今所见乃原样重建。和洋糅杂的木构建筑，核心无疑是那间书斋。窗明几净，书案上砚台、笔架、稿纸排列得一丝不苟，近乎严苛。书架与地面齐整堆满线装汉籍与硬皮西书，装饰则是东方青铜花瓶与瓷制茶具，玻璃窗、窗帘与吊灯却是西式的。白色墙纸上有银杏暗纹，墙壁悬一汉字匾额，上书“移竹乐清阴”。
夏目人生最后八年，便在这间书斋中度过。早年沉湎汉学，后研习西学，学贯东西，最终其精神归依却落在汉学那份东方的典雅品味与修养之上。他对世间虚伪与不公的批判，导向了对内在自我的严苛审视；对利己人性和孤独心灵的探索，推向极致——这来自西方。而在这一切之上，他寻求的却是一种庄子式的超越自我的精神境界，形成“则天去私”的理想，与自我、与他人、与痛苦，乃至与天地达成最终和解——这则全然是东方的。
楼上为夏目生平展览，部分介绍与之交游的文人。他在这座房子里与弟子们——后来成为文豪的芥川龙之介、内田百闲等人——围炉夜话，谈文论艺。其间，我又一次看到鲁迅的名字。两人虽未谋面，却不妨碍他们同属一个精神文化圈。
鲁迅曾言对日本文学不甚喜爱，唯独对夏目与森鸥外例外。他说夏目是“有志向的”，大约指的是夏目不妥协于世俗、坚持知识分子独立批判精神的骨气——这种风骨，正是鲁迅一生所践行。他在日记及与友人通信中，多次提及夏目漱石：
“夏目的著作以想象丰富、文词精美见称。轻快洒脱，富于机智，是明治文坛上的新江户艺术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
“当世无与匹者”，是文坛的惺惺相惜，亦是两位文豪的殊途同归。
山房后院极为简素，散落零星花草，另有一座九重石塔——夏目为爱猫修的墓。在成名作《我是猫》中，夏目大约就是笔下那位偏执、敏感、矛盾、自我封闭的猫主人，严重的神经衰弱，胃痛发作时，只能蜷缩于榻上。他最终也因胃病——伦敦时期落下的胃溃疡病根——在这座房子里走完了四十九个年头。
神乐坂与神保町
离漱石山房向东步行十余分钟，便至神乐坂。这是夏目从早稻田山房前往市中心与友人聚会的必经之路，亦是他多部小说的重要舞台。《从此以后》中代助冒雨爬上坡道去看望三千代，夜里乘坐电车的场景，皆历历在目。
神乐坂确实是一道长长的坡道，部分路段保留着石板铺砌。坡道两侧小巷错综复杂，尤以兵库横丁为甚，狭窄而密集。夕阳西沉时，巷中料亭挑起纸灯笼，柔光晕染深色木格窗棂，恍若怀旧的老电影画面。
明治时期，神乐坂已是繁华商业区。上世纪八十年代，法国大使馆迁至附近，又添一抹法式情调。如今，昭和时代的点心店里，玻璃罐中仍盛满五彩金平糖；隔壁法式甜品店的马卡龙正散发杏仁香气。道旁行道树，恍惚间令人疑在欧洲。不过，瞥见众多模仿法语却文理不通的店名，想来夏目若见，定会蹙眉，再批评几句“浅薄西化”。
神乐坂尽头，是圣桥——一座钢筋混凝土拱桥。立于桥上俯瞰，桥下并非水流，而是铁轨。JR两条轨道在此交汇，一上一下，错身而过，形成一个精巧的“X”形。电车与轨道摩擦的金属轰鸣骤然响起，仿佛画面定格，旧日诗意倏然消散，代之以现代东京的疲惫与疏离。
过圣桥后，华灯初上，旧画店与旧杂志店陆续亮起灯火，散落夜色之中——这便是神田神保町的地界了。仿佛又按下了重启键，旧日诗意重又归来。
神保町主街是世界上最大的旧书店街，两侧密密麻麻的书店招牌，合计两百余家。遗风尚存，许多旧书店仍保留着开业当初的半西式建筑。为避阳光直射书本，店面基本朝北，开在路南侧。橱窗中横放线装古书，按老习惯贴着毛笔写就的名标招徕顾客。旧书店与时尚现代的book café比邻而居，咖啡座里的年轻人正用电脑翻看电子书。真希望时光慢些走。
鲁迅回忆道：“留学时候，除了听讲教科书，及抄写和教科书同种的讲义之外，也自有些乐趣，在我，其一是看看神田区一带的旧书坊。”
不仅鲁迅，受他讽刺的“留学生语言速成班”与“清国留学生会馆”亦在附近。明治末期，此处曾聚集逾万名中国留学生。清末革命者——孙中山、黄兴、陈天华、秋瑾等——几乎都曾踏足此地，集会结社，试图推翻清廷。
在同期的陈天华、秋瑾、徐锡麟等激进革命先驱当中，当年的鲁迅并不起眼，甚至显得落后。比起加入反清暗杀运动，他更愿逡巡于神保町的书店之间，如饥似渴地阅读各国书籍。然而，他目送他们一个个倒下，那些故人的音容笑貌与精神风骨，必然深深刻入他的记忆。他看着国破山河在，再也无法像夏目那样安坐书斋。终有一天，他按捺不住——那本在东京未能诞生的《新生》，十年后在北京化作划时代的《新青年》，以及那篇石破天惊的《狂人日记》。那些东京熬夜阅读过的文字，最终变作他至死紧握的匕首与投枪。
神保町一条小街上，我找到了内山书店——由鲁迅挚友内山完造的弟弟于1935年在东京创办，如今由完造的孙子打理。书店主营中国书籍与古籍。墙上贴着上海虹口内山书店的照片，以及鲁迅与内山夫妇的合影。书店一角，陈列着各国研究鲁迅的著作，竟有如此之多。
十九世纪末，世界正经历激烈变革。夏目漱石与鲁迅都承受着转型时代的阵痛，以及留学海外的痛苦与成长。他们都与主流文坛保持距离，批判本国国民与社会。然而最终，夏目是内省的——他在书架间寻找的是对“个人”困境的解答；鲁迅则是外放的——他寻求的是拯救“群体”命运的武器。自东京北部出发，穿过青春的苦闷与迷惘，他们最终都在世界一隅，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与使命。
天色已晚，跨了小半个东京城，走了一下午，我腹中空鸣。旁边几家中餐馆已逾百年，当年是附近中国留学生的食堂。“汉阳楼”的餐牌上还有周恩来爱吃的清炖狮子头，以及孙文喝过的粥；不远的青木堂里，仍供应周氏兄弟念念不忘的牛奶果子露。临别之际，总得以舌尖触碰一下百年前的气息。
神保町昏暗的小街上，我忽然抬头，望见天上的一轮明月，微微一愣。说什么呢，只有夏目漱石那句：
“今夜月色真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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