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专栏作家普伦德：理论上，“背债”将鼓励经理们更卖力地经营资产，可实际上，这种所谓的纪律与其说是针对管理层的约束，不如说是承担更多风险的激励。

突破研究所总裁诺德豪斯与董事长谢伦伯格：即使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全球能源需求也会很快翻番，甚至达到目前的三倍。

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陈季冰：16年一弹指间，我不知道苏南是否已实现了胡福明心目中的“现代化”，但16年前人们执着追求的“幸福”，已给今天留下沉重代价。

沃顿商学院杰里米•里夫金：我们将创建一个“能源互联网”，让亿万人能够在家中、办公室和工厂里制造和储存绿色能源，为生产生活供电。多余的电力则可以与他人分享。

俄罗斯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的一位高级助手称，在资金外逃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俄罗斯未能改善其投资环境。

标普预计日本震后重建费用将达到2万亿至5万亿日元，将推高政府债务占GDP比例

潘石屹：过去五年房地产业发展太快 戴相龙：国际化不同于仅仅“走出去” 陈淮：要调房价先要调整城市结构

在博鳌论坛私募股权分论坛上胡祖六表示：中国国有企业的国外投资遇到了很多挫折，在目标选择、投资谈判和后续管理上都有不足。PE可以协助中国更好地走出去。

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教授黄亚生认为，金砖五国中，其余四国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总量相加还不及中国，因此所谓经济多元化更多集中在中国。巴西、俄罗斯和南非的增长很大程度由中国驱动，缺乏自主增长动力。

中国国家统计局今日公布一季度经济数据：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5.0%，其中3月份同比上涨5.4%。近几个月，中国食品价格持续攀升引发政府担忧，但许多经济学家预计，只要人民对政府有信心，供应充分满足实际需求，那么中国就不可能发生恶性通胀。

从过去两届金砖峰会可看出，海南五国峰会仍会就全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说些陈词滥调。成员国间，也看不出有什么共同利益。

读者sts21c：历史上任何通胀都是由财政引发，货币不过是帮凶。现在的中国，看起来财政或政府与通胀的直接关联不大，事实上通胀却是政府“保增长”思路导致的。

FT中文网专栏作家徐达内：加息之后，油价上调接踵而至。此消息成为各大门户网站头条。在纸媒上，认为油价还将继续上涨的预测占据了绝对上风。

FT中文网专栏作家黄杰夫：在全球铁矿石定价变得更及时透明之际，中国不妨探索以人民币定价的铁矿石期货和掉期交易。这是保护中国铁矿石用户的最有效办法。

福岛第一核电站2号反应堆涡轮机房的积水中检测到超出正常水平10万倍的核辐射，可能妨碍抢修工作。这表明，日本政府和电站运营商仍面临严峻挑战。

环境网站“中外对话”：现在美国正在酝酿核电复兴，这个时候，它不仅应该看看日本的福岛事故，还应该看看1959年加州核泄露的惨痛教训。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马拉贝：日本地震突显央行的优势。由于日本央行主动投放货币，尽管股市剧烈波动，但日本的支付体系一直保持正常运转。

纽约Rhodium咨询集团合伙人豪瑟：中国近期由于短期因素而做出的核能决定，不太可能改变其长期能源发展道路。中国对于石油的依赖，是件更为紧迫的事。

3月11日海啸排山倒海般袭来时，日本东北地区的防波堤不堪一击。对此，大船渡市市长户田公明领悟到，人类必须适应自然。

通用汽车、大众汽车、索尼爱立信等跨国公司开始感受到日本供应链断裂、零部件短缺带来的影响。分析师认为，高科技、汽车和钢铁行业将最先受到冲击。

环境网站“中外对话”：中国政府周三决定，暂停审批核电项目。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弗罗加认为，中国在国际核工业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位置，使得这个决定更加具有国际意义。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国王政策研究所主席巴特勒：如果福岛核电站的形势恶化，一项有望提供一种重要低碳电力来源的技术将丧失公众的信任。

在德国专业阶层纷纷回避船舶投资之际，德国船主正与中韩两国的银行接触，希望这些银行能够为他们购买船舶提供资金。

一些全球最大服装与鞋履制造商及零售商正在研究一项方案，为在全球范围内销售的衬衫、裤子和鞋子贴上特殊标签，说明该产品的生产和使用会对环境产生多大影响。

中国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发出了异常严厉的警告，称环境污染正危及中国的增长前景，将这个问题定位为本周末全国人大年会上将要出台的下一个五年计划的中心主题。

FT中文网专栏作家黄杰夫：从明年开始，中国航空公司进出欧洲的航班都将面临碳指标的限制，不达标则有可能面临罚款甚至停航。这给中国航空业提出了新的挑战。

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易鹏：中国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试验，依旧是形似而神不似，中国的低碳之路，除了勉强达成分解指标的数字游戏外，后劲缺乏。

印度内政部长奇丹巴拉姆：有1亿印度人在政府经济增长触角之外，而高达8.5%的高通畅率更是令其担忧。印度去年GDP年增率接近9%。

FT中文网专栏作家黄杰夫：美国联邦政府并没有指定过哪个州或市为“低碳试点”。波特兰市的经验，恰恰在于它是一个来自于市民阶层、自下而上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