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start":6.62,"text":"正如我不久前的文章指出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围绕如何调整外部失衡的冲突大约每20年就会发生一次。我原本还应该加上20世纪20年代和60年代。后者终结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可调节的固定汇率制度）的崩溃，还有浮动汇率时代的诞生（欧元区除外）。前者终结于一场全球经济大萧条和一场世界大战，还有布雷顿森林体系（成立于1944年）等制度的创立。该体系的产物之一便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该组织的任务正是协助管理跟今天一样的失衡问题。"}],[{"start":44.43,"text":"为什么管理全球国际收支失衡如此困难又如此重要？简单地说，因为这个问题处于全球经济与政治中几乎所有重要领域的交汇点：国家实力、充分就业、工业实力、金融稳定、财政与货币政策以及汇率管理。总的来说，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国际关系。"}],[{"start":66.77,"text":"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新重商主义”时代。在重商主义流行的17和18世纪，贸易顺差被视为衡量经济实力的一个指标，那也是一个战乱频发的时代。今天，当美国总统与中国领导人会晤时，外部平衡问题又一次成为摩擦的强力制造机。"}],[{"start":86.44999999999999,"text":"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具体生动地展示了所有事情是如何可能全都出大岔子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了主导全球的经济强国和主要债权国。这导致它的合作国在经济和金融上变得脆弱。1925年，英国按照战前的英镑黄金兑换比价恢复了金本位，结果导致了通货紧缩。1927年，美联储(Fed)在纽约联储银行行长本杰明•斯特朗(Benjamin Strong)的推动下放宽了货币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帮助英国。美联储的举措随后导致美国股市和金融领域的泡沫进一步膨胀。随后在1929年，华尔街发生股灾，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出台，1933年，在大萧条席卷全球的背景下，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出任德国总理。"}],[{"start":138.44,"text":"这是一段令人脊背发凉的特殊历史。但与它有类似性的情况在后来也多次出现过。"}],[{"start":145.64,"text":"其中之一便是，顺差国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是绝对的掌控者。其弱点来源之一是，它们将面临（外部和内部）压力要扩大国内需求（正如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那样），从而减轻其合作伙伴国面临的通缩压力。这正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还有2007至09年金融危机后的中国所发生的情况。在这两个案例中，其结果都是不可持续的房地产泡沫，泡沫随后也如预期的那样破裂了。"}],[{"start":177.19,"text":"在欧元区危机期间，德国也曾处于类似境地。但在欧元区货币联盟的背景下，德国要么为受危机冲击的国家提供融资，要么任由欧元崩溃。德国选择了前者，部分通过货币联盟内部的所谓“Target余额”（Target系统的净余额）来实现：德国央行(Bundesbank)成为了巨型债权人。"}],[{"start":197.64,"text":"这意味着，赤字国虽然表面上处于弱势地位，但它们也同样拥有权力。没错，可以切断对它们的信贷。但是，那些储蓄相对于投资存在结构性盈余、从而拥有外部盈余的国家（如中国、德国和日本），其经济是围绕可贸易商品和服务的过度供应而建立的。突然失去这些可能会引发经济衰退。盈余国站在道德制高点抱怨赤字国挥霍无度，但其实它们离不开赤字国。"}],[{"start":228.31,"text":"要找到不仅信用足够好、而且资金需求规模也足够大的赤字国很难。许多新兴和发展中国家曾尝试大规模借贷，但随后大多不得不借入以外币计价的债务。这对它们来说是有风险的，因为在危机中，它们的央行无法创造债权人想要的货币：因此，它们需要一个外部救援者。遗憾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并不总能胜任这项工作。"}],[{"start":255.43,"text":"因此，在欧元区危机摧毁了其赤字国的信誉之后，占主导地位的赤字国变成了美国，其次是英国（尽管规模要小得多），这两个国家（到目前为止）都可以自由地以本币借款。在实践中，美国已成为全球收支平衡的主要调节者：其赤字抵消了其他地方的盈余。"}],[{"start":276.35,"text":"然而，赤字国往往有两个麻烦的特性：国内债务大幅扩张，以及可贸易商品（和服务）生产能力减弱。这进而在国内引发政治问题。如今，这些问题集中在美国身上。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上台、他发起的激进关税战，以及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为维持全球对美债的需求所做的努力，都是这些困境的表现。忧心忡忡的观察人士指出的普遍存在的金融脆弱性也是如此。"}],[{"start":306.79,"text":"正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所坚称的那样，根本问题在于，这些挑战都不会由市场自动解决，部分原因是金融市场过于脆弱，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任何既影响又反映国内和全球繁荣的事物，始终都是政治权力的焦点。情况历来如此：即使是奉行自由放任政策的19世纪，也同时是一个帝国时代。"}],[{"start":330.22,"text":"如果说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现在已经结束，那么我们需要某种既能取代它、又不会摧毁世界经济的东西。然而，目前我们正走在一条会通往金融危机的道路上，其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平衡的顽固存在，以及美国（和英国）作为世界体系调节者所发挥的独特、且在我看来不可持续的作用。最终，这种情况将会而且必须改变。但如何改变，我们尚不得而知。"}],[{"start":358.33000000000004,"text":"译者/何黎"}]],"url":"https://audio.ftcn.net.cn/album/a_1778728074_6539.m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