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能否让社会主义梦想重生？

{"text":[[{"start":null,"text":"

"}],[{"start":8.49,"text":"在种种关于未来人工智能即将为我们带来什么的猜测中，似乎有一点是所有人都认同的：人们普遍认为，如果AI将改变我们的经济体系，这种改变将表现为同一种模式的延续——更加强烈的资本主义。视角不同，这可能是好事（生产率提高），也可能是坏事（赢家通吃式的剥削加剧）；但争论主要集中在，面对这一变化，需要采取何种补救措施、再分配政策或监管手段。"}],[{"start":36.44,"text":"但这一切是否可能只是想象力不足的结果？如果我们结合一个有着百年历史、被称为“社会主义计算争论”的重大分歧，来审视我们正在经历的技术飞跃，那么一种截然不同的可能性便浮现出来。如果AI兑现人们对它寄予的承诺——哪怕只是其中一部分——它或许预示的并非当今资本主义的强化版，而是一条“回到未来”的道路：AI可能成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得力助手。这种经济模式曾是20世纪许多人的梦想，却从未具备哪怕一丝现实可行性——直到现在。"}],[{"start":73.22999999999999,"text":"1989年标志着资本主义在政治上战胜社会主义。但从技术和思想层面看，这场较量早在此之前很久就已展开并告终。如今大多已被遗忘的社会主义计算争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最为激烈，参与者是那些对经济运行机制有最深刻理解的思想家。争论的重点并非哪种社会制度更公正、更平等或更自由，而是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哪种制度效率最高——不受约束的市场，还是政府的行政命令，能够以最理性的方式配置社会的经济资源。"}],[{"start":110.38999999999999,"text":"在这场争论中，站在亲资本主义一方的经济学家包括奥地利学派的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等杰出人物。与他们对立的代表人物则是波兰经济学家兼外交官奥斯卡•朗格(Oskar Lange)，以及才华横溢却有些古怪的英美经济理论家阿巴•勒那(Abba Lerner)。后两人都认为，国家计划配置资源的能力不逊于市场，甚至可能更胜一筹；他们还在古典经济学框架内说明了这一点。"}],[{"start":null,"text":" "}],[{"start":139.52999999999997,"text":"从19世纪末开始，理论家阐明了这样一种机制：自由市场如何通过可调整的价格趋向共同价格，并实现高效、稳定的资源配置。这些理论家由此开创了对亚当•斯密(Adam Smith)“看不见的手”进行数学建模的先河。然而，支持计划经济的思想家利用这些理论证明，中央机构可以模拟市场的作用，进而做得比市场更好。（例如，有一种设想是公布生产计划草案，让国有企业管理者在中央制定的价格下，就所需供应品和产量提出竞价；随后不断调整计划，直至所有竞价相互兼容，并符合计划制定者的目标。）"}],[{"start":178.43999999999997,"text":"但要在实践中实现这一点，中央规划者需要从经济的每一个细微角落获取海量信息。这正是哈耶克1945年发表的《社会中的知识》一文提出的根本洞见，也为此后半个世纪定下了基调。哈耶克的高明之处在于，他看到了市场价格不仅是平衡供需的工具，也是信息的载体。要有效配置资源，所需掌握的知识——谁需要什么、谁能在什么条件下提供什么——高度地方化且分散，任何中央规划者都不可能指望将其全部收集起来。但哈耶克认为，市场价格通过一个数字传达出地方决策所需的全部信息，从而使这些决策与整体上高效的市场配置相匹配。而且，这些信息大多只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并不存在于集中化、可传递的形式之中。"}],[{"start":230.22999999999996,"text":"直到上世纪末，这一论点一直颇具说服力；社会主义政权在满足本国民众物质福祉方面的惨败，更凸显了这一点。但如果说自由市场一方在实践中赢得了社会主义计算争论，那么社会主义一方则通过证明计划经济在理论上可以成功，争得了一席之地。哈耶克式的结论始终是有条件的——只有在政府缺乏必要的信息和计算能力、无法让中央计划胜过自由市场的情况下，它才成立。"}],[{"start":260.30999999999995,"text":"问题在于，AI是否会改变这一点。我在20世纪90年代研究社会主义计算争论时，人们开玩笑说，共产主义恰恰在计算机革命让计划经济看起来不再那么毫无希望地脱离现实之际崩溃了。"}],[{"start":276.34999999999997,"text":"想想近几十年来信息技术已经迈出的巨大步伐。哈耶克所处的时代，地方价格和数量信息只能由手持夹板的人工工作人员收集。如今，随着大量商业活动转移到线上，互联网上的价格可以被全面“抓取”。其中一项先驱性工作是名副其实的“十亿价格项目”(Billion Prices Project)。这是一个由经济学家阿尔贝托•卡瓦洛(Alberto Cavallo)和罗伯托•里戈邦(Roberto Rigobon)于2008年发起的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研究项目，旨在收集实时价格，以改进官方统计数据。数量信息也是如此：库存、订单簿和销售量都已数字化，原则上政府规划者可以获取这些信息。"}],[{"start":319.96,"text":"再加上物联网，收集、处理和存储的信息量还会进一步成倍增加。这些信息直到最近可能还无法以原始形式使用。但如果说AI有一项明确能够做到的事情，那就是整理非结构化信息。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收集、整理和处理数据这一实际挑战，再也不能被视为计划经济效率的一个哪怕勉强说得通的制约因素。"}],[{"start":346.69,"text":"还不止于此。AI有望通过预测谁想要、需要或能够生产什么，以及成本是多少，从而彻底超越价格信息——其表现将优于市场价格所能提供的任何概括。行为算法，尤其是广告领域的行为算法，已经相当出色地实现了这一点：我们都熟悉这种诡异的感觉——搜索引擎和社交媒体推送的广告，精准得似乎有些过头。看看大型科技公司的广告收入就知道，各类产品的生产商都认为，投放广告的算法值得付出相应成本。"}],[{"start":null,"text":" "}],[{"start":379.88,"text":"那么，设想一下这样一种超级AI：它可以访问我们允许设备记录的所有数据——包括我们进行每一笔交易时留下的数据，以及更多其他信息。这样的AI肯定会让哈耶克相形见绌。"}],[{"start":394.13,"text":"事实上，社会主义计算争论的一大动因，正是市场价格常常判断失误。人们并不总是掌握足够信息来选择最合适的商品；他们会成瘾、受骗，或陷入破产。消费和生产会对第三方产生溢出影响——即“外部性”——而定价决策无法将其纳入考量；因此，我们会面临污染、资源耗竭和气候损害。价格调整无法稳定宏观经济；因此，我们会经历经济周期、泡沫与崩溃。大萧条之后，价格机制的这些缺陷很容易被人看清。如今，鉴于尤其是众多年轻人对资本主义日益感到失望，这种认识或许正在重新增强。"}],[{"start":438,"text":"在这一背景下，很难相信，一旦有人要求超级AI就资源配置提供建议，它竟会只是遵循自由市场中出价最高者的结果，而不是自行计算出它能够找到的最高效资源配置。AI智能体究竟为什么要放弃中央计划？"}],[{"start":455.05,"text":"这一思想实验提出的问题多于给出的答案。它几乎无法证明AI将带来社会主义，但确实表明，AI削弱了20世纪反对中央计划经济的最有力论据之一——或许是最有力的论据。它还表明，随着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都采用AI来指导决策——应投资多少、投资什么，以及如何通过税收最有效地实现政策目标——我们的经济将日益呈现计划经济特征，而越来越不像由市场塑造的经济。"}],[{"start":485.65000000000003,"text":"这引发了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鉴于自由金融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他们，当前几乎清一色属于极端自由意志主义者的AI发展领军人物，会支持由AI驱动的规划者而非自由金融市场来决定资本配置吗？反过来，面对目前日益上升的对AI的怀疑，公众是否可能因更“理性”的经济决策而改变态度——这种决策为他们带来的成果超过现有资本主义制度？最重要的是，在一个大多数决策都由AI提供参考的经济体中，能否克服利益冲突和协调问题？这些问题一直阻碍着现实经济中的生产率提升，并造成各种“公地悲剧”和“囚徒困境”。（例如，不妨想想：如果赋予超级AI配置资源的权力，它会容忍我们极其缓慢的脱碳速度吗？）"}],[{"start":537.07,"text":"换句话说，我们不知道AI智能体超越人类的能力是否会摆脱人类特有的种种约束、激励机制和利益。读者将不得不自行判断，这究竟是令人失望，还是令人如释重负。"}],[{"start":551.47,"text":"马丁•桑德布(Martin Sandbu)是英国《金融时报》欧洲经济评论员"}],[{"start":556.2900000000001,"text":"第一时间了解我们的最新报道—— 关注英国《金融时报》周末版：Instagram，Bluesky以及X，以及注册每周六上午接收《FT周末版》(FT Weekend)新闻通讯"}]],"url":"https://audio.ftcn.net.cn/album/a_1787996364_3924.m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