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周，对特朗普主义的批评声浪有所降低。伊朗福尔多核基地落下的地堡炸弹，为中东安全秩序的重构敲下了最后一颗钉子。随之而来的两场战争（伊朗以色列、刚果卢旺达）的停火与调停，打破了人们对“特朗普主义是一种孤立主义”的误解。在国内，特朗普政府赢得了数个重要的法案判决，“大美丽法案”也赢得参议院程序投票，被特朗普视为其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环有望落地。随着TACO破产，美国股市收复了关税战之后的全部失地，创下历史新高。
很明显，特朗普主义的冲击波正在遍及全球，其印记已经不像第一届那样容易被抹去。更多的人不再把特朗普当作一个商人、一个业余政治家，而是认真思考他作为历史性政治家的可能地位。
特朗普冲击波激起了自由主义左派（也即进步主义）最强烈的愤慨和最深刻的焦虑，其强度大大超过了以往历届右派政府——从里根到小布什，左翼批评从未如此充满道德焦虑与文化恐慌，民主党的反击也从未如此无力。这样的情绪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更本质的问题：批评者真正担忧的，到底是特朗普主义对保守主义的践行，还是对保守主义的突破？在传统右翼，对特朗普的批评也从未停止，例如共和党建制派、新保守主义圈，他们将特朗普视为对保守主义传统的背叛与破坏。
那么，特朗普主义到底是不是保守主义？
在现代政治光谱中，保守主义（也就是自由保守主义，与自由进步主义相对）是多种立场的集合体，但归根结底，它更是一套关于权力边界与自由程序的价值体系。论断特朗普主义是否是保守主义的，必须回到这个角度，而不在于他三婚、不去教堂、撒谎、不得体之类个人特征。
当然，每个时代，保守主义和进步主义争论的焦点都不尽相同。如果不怕过于简化，我们可以把保守主义与进步主义的斗争分为三个阶段。二战之前，核心是政治道路之争——什么样的政府体制才是合意的政府，君主制、宪制民主、纳粹主义、共产主义互争雄长。二战结束到1990年，斗争焦点转到经济制度，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较量。1990年之后直到现在，保守主义与进步主义的主要战场则变成了文化领域，体现为文化道路之争。
到了今天，随着西方自由社会在经济与国力上占据压倒优势，自由社会面临的最大威胁，已经不再来自外部敌人，而是来自内部，尤其是以进步和平等为名的大政府对民间自治空间的侵蚀。埃德蒙•伯克在《法国革命论》中揭示的矛盾，如今依然是争论焦点：当人们忘记有限政府的必要性时，暴政就会以各种美好名义悄然出现。
在特朗普冲击波到来之前，当代保守主义面临的特殊困境在于，进步主义已经通过行政国家、司法造法与文化机构的渗透，构建起一套以社会工程为核心的治理方式。从教育文化到国际事务，进步主义正在塑造一个追求一致性的世界。在这种背景之下，特朗普主义横空出世，迄今没有退潮的痕迹。
那么，它到底是传统保守主义的现代践行，还是对传统保守主义的背离？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突破各种情绪化的喧嚣，直接审视特朗普政府、尤其是第二届特朗普政府的具体政策本身。
特朗普政府所推出的主要政策，可以分为四大领域，18个子领域与77项具体政策：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国际。得到新闻媒体最大关注度的政策实际上只占全部政策的12%，其余88%的政策更加重要，却没有得到充分关注。这些政策与保守主义传统主张有什么异同呢？
文化-社会领域
特朗普主义在文化-社会领域的政策常常被进步主义简化为民粹煽动，但事实上，这个领域的政策却完美契合保守主义的传统。如果说有什么差别，在于特朗普在这个领取采取了有攻有守的战略战术。这个领域的争论中文世界关注不多，但却是特朗普政府政策的最大重头戏，涉及到8个子领域，32个具体政策。
1．移民政策
其中引发巨大矛盾，且推进力度最大的政策，首推移民问题。
在传统自由主义的观念里，社会是由原子化的平等个人组成的，他们通过社会契约组成社会。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应该欢迎来自全球各地的移民，不论他们是通过合法手段还是非法手段进入美国。从选票计算角度来看，移民团体构成了民主党的重要票仓。不论是从理念上还是政治计算上，实施过分宽容甚至纵容的移民政策一直是民主党的选择。在拜登时期，非法移民数量高达千万之巨。
而对保守主义来说，社会是一个有机体，是由一个一个小有机共同体以共和主义的自治方式连接在一起，构成了社会。公民身份不仅仅是法律身份，更是共享价值观与历史传统的纽带。美国作为新教徒梦想建立的山巅之城国家，放任文化异质的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美国将“国将不国”，不再是那个保守主义愿意去认同的社会（亨廷顿）。因此，要求 “在投票站提供公民身份证明”、推动 “快速驱逐非法移民”，既是对作为有机体的国家主权这一保守主义基本范畴的重申，也是对民主党传统票仓的打击。
特朗普政府在此领域采取了多项强力措施。例如，上台伊始就推动边界墙建设，使非法移民入境人数从百万人水平降低到零；5月30日，最高法院允许特朗普行政令撤销53.2万名古巴等国移民的临时身份证；6月23日，最高法院以6:3的裁决允许将非法移民驱逐到第三国；6月28日，最高法院在关于终止出生公民权的司法审判中，不支持地方法院发布全国性禁令。
6月28日的判决相当重要，也一定会进入未来的司法史。它不仅影响出生公民权问题，也影响其他两党争议政策的司法裁决，更重要的是，不仅影响本届美国政府，也影响未来各界政府，可以算是行政权力与司法权力界定的一个重要进展。实际上，民选行政机构与不经民选但秉持法律专业性的司法机构，它们的权限应该如何划分，如何避免司法恶变为党派司法，如何约束行政机构滥权，在200多年前费城制宪会议中就是论争焦点。
“民选”本身并非压倒性的力量，说到底，它只是一时的政党胜选结果，而爱德华•柯克爵士为普通法辩护时候所谓司法的技艺理性，却是无数代人漫长历史博弈中沉淀的实践智慧。只要司法坚持专业性司法，那么，就是这些实践智慧就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正当性，不应以“未经民选”作为否定的理由。话说回来，如果司法在能动司法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就是对传统技艺理性的背叛，更多反映这一代法官、或者这一个法官的认知，从而丧失自己的权威正当性。在这次判决中，多数大法官坚持，司法不是对行政的监督，而是裁决案件，地区联邦法院不适宜出台全国性禁令，否则就侵入了民选行政权力的地盘。
2. 教育与 DEI 政策
进步主义文化在教育、文化、媒体、娱乐、企业届早已树大根深，近年来通过DEI、Woke、跨性别文化、政治正确等运动不断攻城略地。
哈佛等高校将 “种族配额”“性别理论” 纳入必修课，推行单一意识形态，其教授的党派注册99%为民主党。这与保守主义捍卫的 “学术自由”（即免于政治干预的自由）相悖。保守主义强调知识生产的中立性，反对将高等教育异化为政治宣传工具。特朗普政府希望教育从 “社会工程工具” 还原为知识传承场域，从民主党后备力量培养基地退役。
教育从源头提供养分，而实践中的福利共同体则是进步主义文化攻城略地的主要机制。在这一机制中，政府设立相关官僚机构推广（如国际开发署），议会出台法律提供法律依据，财政拨款提供财力支持。其中涉及的财务支出许多流向左翼民间组织，与高福利政策一起，构建了支持民主党政策的福利共同体生态，覆盖人数众多的外围民众，再与左翼富豪一起反哺左翼组织，捐款出力，塑造超强动员力。如此形成的闭环威力强大，在奥巴马-拜登政府时期大见成效。
这一届特朗普政府对此祭出了如下反制政策包括：废除联邦政府 DEI 项目、裁撤国际开发署、废除教育部、恢复军队的跨性别禁令、取缔未成年人变性手术、禁止跨性别女人参加女子运动、倡导企业家废止DEI实践、要求大学回归 “纯粹学术”等。这些措施大部分得到落实，最新消息也指出，经过多日僵持，政府与哈佛大学的谈判也已经有所进展。
3. 医疗与生育政策
在医护与生育领域，传统保守主义在堕胎问题上持有强烈立场，与现代女性主义产生激烈对抗。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了战术性妥协，避免主动推动联邦层面的禁令，而是将权力交还给州政府。这不仅体现了保守主义的审慎原则，也在政治计算上避免失分。特朗普希望通过任命保守派大法官支持州级限制法案，逐步恢复对生命权的司法保护。类似的战术特点也体现在保护儿童免受未成年人变性手术侵害、持枪权等方面。
特朗普在文化社会领域还推出了涉及治安、气候、医疗、文化等领域的20项政策，包括退出世界卫生组织、改革卫生医疗部等，也都符合保守主义思潮的普遍倾向。
经济政策领域
在经济方面，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常被批评为非正统的保守主义，其力推的“大美丽法案”也被多位保守党议员杯葛，认为其在削减开支、控制赤字、改革美联储等方面没有达到激进右翼的要求。然而，其大部分核心条款保持了对小政府、低监管核心原则的坚持。
1.减税与减支
“大美丽法案”将企业所得税维持在 21%，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维持在 37%，同时新增多项减税，如小费免税、加班费免税、汽车贷款利息免税，并提高标准扣除额、儿童税收抵免额、SALT 扣除上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