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债券市场在5月陷入剧烈波动。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突破5%，引发投资者对债务可持续性和美元地位的集体焦虑。这轮担忧不仅源于贸易战引发的市场动荡，更是对特朗普政府《大而美法案》（Big Beautiful Bill》）所带来财政支出剧增的回应。该法案未来十年或将增加超4万亿美元赤字。虽然近期美债收益率有所回落，但财政融资成本已逼近不可忽视的阈值。市场的不安不仅来自赤字本身，更源于制度信心的动摇。但《金钱的力量》一书的作者Paul Sheard对此提出了与主流叙事截然不同的判断。
6月17日我在纽约的非营利机构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与Paul Sheard进行了一次深度对话。Paul Sheard 是一位经验极为丰富、备受尊敬的资深宏观政策专家。他对美、日、中三国经济有深入的观察和研究。 曾任雷曼兄弟首席经济学家、标普全球副主席，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高级研究员。他强调：政府债务不是家庭债务，其本质是“政府货币的一种形式”，并不需要以传统“偿还”逻辑来看待。他指出，衡量财政可持续性的关键指标不是债务与GDP的表面比例（他说这是“流量与存量的混淆”），而是是否触发通胀，或对私营部门资源配置造成挤压。
Sheard以20美元纸币为例，指出这种“负债”之所以无须清偿，是因为其已成为信用货币体系的构成部分。只要公众继续信任这一体系，债务就可以“持续滚动。但他并非“债务无忧论”者。他提醒道：“问题在于，这些债务代表了未来购买力的累积，一旦超过经济实际产出，就会引发通胀。”
Paul Sheard 认为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底层逻辑是二战后由美国主导建立的全球贸易体系，可能已经难以为继。因为美国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强大和富有，无法继续单方面开放市场却不要求对等回报的贸易模式。他断言,“美国治下和平"（Pax Americana）体系已经面临重大挑战, 可以说已经走到了其寿命的尽头”
在全球秩序重塑之际，Sheard还特别对“美元武器化”表达了担忧。他认为，滥用美元作为制裁工具，虽短期可见成效，却在侵蚀美国作为全球金融核心的长期信誉。他对中国的建议与对美国一样：不要将稀土武器化。事实上，中国并未真正垄断稀土资源。如果中国采取限制措施，长期来看只会适得其反。
在此次对话中，Paul Sheard不仅回应了当前市场对美债和赤字问题的焦虑，更从货币制度原理出发，提醒我们重新理解那个被我们习惯性误读的老问题——“金钱的力量”。
一、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需要忧虑
冯郁青: 5年、10年及3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急剧攀升，30年期收益率在5月突破5%关口。一部分原因是对《大而美法案》将引发4万亿美元赤字的忧虑。但您在著作中指出，政府实际上无需偿还债务。这一观点该如何理解？
Paul Sheard：关于国债收益率上升现象，或许我应该先做些背景说明。当我听到这类市场分析时，大家总说收益率在急剧攀升，但细究数据后，我认为这种表述有失准确。以10年期国债为例，当前收益率约4.4%，而联邦基金利率仍维持在4.25%-4.5%区间，这意味着10年期收益率与基准利率基本持平。问题的实质不在于长期国债收益率过高，而在于短期政策利率本身处于历史高位。事实上，美联储通过前瞻性指引向市场传递的信号显示，其预期联邦基金利率将逐步降至3%左右。
根据利率期限结构理论，长期收益率本质上是市场对未来货币政策路径预期的折现体现。具体而言，10年、20年乃至30年期收益率反映的是市场对联邦基金利率未来走势的前瞻判断。换言之，若市场对政策利率的预期发生变动，无论向上或向下调整，这种变化都将体现在长期收益率曲线上。
因此主导长期收益率走势的核心因素在于对货币政策的预期，而非债务规模担忧或美国债务违约风险，后者在我看来根本不可能发生。您或许会追问：为何联邦基金利率仍维持高位？这源于当前经济面临的通胀压力。正如您提及的《大而美法案》，其带来的需求扩张可能加剧对于通胀的预期。而美联储的职责正是通过货币政策工具来平衡这些压力。
冯郁青: 您认为美国债务规模不是问题，但这与许多人的观点相左。
Paul Sheard：政府债务问题首先需要厘清的是术语问题。我们习惯称之为“政府债务”，但这个表述本身就有误导性。人们会自然联想到：既然是债务，按定义就必须偿还。但我要提出不同见解：事实上我这本书第二章就系统论证了这个观点。需要说明的是，这个理论并非我的独创，现代货币理论学派早有共识：政府债务与家庭债务存在本质区别，不应简单套用“必须偿还”的这个思维框架。
确实，政府债务可能引发通胀等其他问题。但是解释政府债务无需偿还的最直观方式就是要认识到：所谓政府债务实质上是政府货币的另一种形态，也是最基础的一种形态。在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通常会像现在一样从口袋处取出这张20美元纸币帮助大家去理解。比如这张纸币，虽然印着“我们信仰上帝”，但实际信用背书来自于美联储和联邦政府，我们认可他们的信用。它是美联储的负债凭证，而美联储属于美国政府体系的一部分。
为佐证这一观点，请注意这张纸币上面的签名，如果我问大家20美元纸币上的签署者是谁？多数人会误以为是美联储主席。但事实上，签名者是美国财政部长与美国财政部司库这两位官员，而并非美联储主席。这正说明美元本质上是联邦政府的负债凭证。假设你执意要去“兑付”这项负债，带着这张“债务凭证”前往美联储或银行柜台声称“我要赎回我的钱”。柜员只会将纸币原样奉还。因为我们身处在法币体系, 货币价值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契约共识。人们普遍认同这张绿钞具有20美元的价值，那么它就能换取等值的商品与服务。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向36万亿美元——这个听起来令众人忧心忡忡的联邦债务总额，其本质与那张20美元纸币如出一辙，只不过数字更为庞大。36万亿美元听起来确实惊人，但需注意几个关键点：首先从技术层面来看，其中部分债务实际上是联邦政府内部持有的。就好比自己欠自己钱。若扣除这部分内部债务（相关数据都是公开可查的，只是大众更常引用这个庞大的总额），实际净债务规模约为28万亿美元。你可能会说：“28万亿依然是个庞大数字。”确实如此。但别忘了，美国经济本身就是一个巨无霸——当前GDP规模已达约30万亿美元。这意味着公众实际持有的债务总量与经济规模基本相当。
冯郁青：但债务与GDP之比已经高达121%了。
Paul Sheard：你说的121%是基于36万亿总债务计算。而我建议采用28万亿净债务数据，这个比例其实在100%左右。
冯郁青：您在书中也提到，债务与GDP比率本身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不需要忧虑。
Paul Sheard：每当讨论财政可持续性时，大家总把债务占GDP比率奉若神明。但这个比率本质上是在比较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首先从计量单位来说，这根本不是一个百分比。作为经济学家，我必须指出，这种将不同的计量单位混为一谈的做法，就像将存量与流量这两个不同维度的经济概念强行比较，在学术上是站不住脚的。为什么呢？具体来说：债务是存量概念（比如28万亿这个总数），而GDP是流量概念（一年内创造的产出）。用存量除以流量，经过单位换算后，所谓“100%的债务/GDP比率”实际表示的是“相当于一年GDP的总量”。换句话说，如果某天联邦政府真要清偿所有债务，虽然本质上是在和自己清算，也只需要动用一年的经济产出。
想想看，美国经济将持续运转成百上千年，用一年的产出来衡量债务规模，这个比例真的那么可怕吗？不过最关键的是正如我反复强调的，政府债务根本不需要偿还。因此，虽然这一指标确实存在，但我们必须审慎使用，不能简单地认为超过100%就预示着“末日将至”。
冯郁青：您刚才提到两个关键点：一是政府债务无需偿还，二是债务占GDP比率无需过度担忧。但如此庞大的债务规模，是否仍存在需要警惕的问题？是否需要采取应对措施？
Paul Sheard：需要明确两个关键制约因素，首要风险是通货膨胀。政府债务本质上是财政赤字的累积体现。当前美国财政赤字约占GDP的6%，规模达数十万亿美元。这意味着政府通过公共部门薪资、国防支出、社会保障等渠道向经济体系注入的资金，远超通过税收回笼的资金规模。这种持续性的净货币注入虽然不会消失，但其代表的购买力若超出经济实际产能，就会引发通货膨胀。这不仅是理论推演，我们在后疫情时代已经见证了这种情况：大规模财政刺激导致赤字激增，随即引发通胀飙升。
需要澄清的是，“债务无需偿还”绝不等于“债务无关紧要”。除通胀风险外，第二个制约因素涉及经济结构层面。持续的财政赤字扩张意味着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占据更大比重，这可能对私营部门产生挤出效应。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这反映了关于政府适当规模的根本性辩论——一方主张有限政府，另一方支持积极干预。这种理念差异自然会体现在财政政策选择上，但本质上属于政治决策范畴，而非单纯的经济问题。
冯郁青: 所以在您看来，当前美国的债务规模不应构成实质性问题？
Paul Sheard：我对此并不感到担忧。许多人都认为如今财政支出不断扩大，美国债务总额持续攀升，这将成为未来几代人的负担，他们终将面临偿还的压力。类似的事情也出现在日本，而且日本的财政指标甚至更加严峻，债务占GDP比率实际高达240%，远超美国120%的水平。
冯郁青: 但您认为政府债务不会转嫁给下一代？
Paul Sheard：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所谓政府债务，实则是持有人的金融资产。美国民众通过直接持有国债，或通过401K养老基金及其他投资工具间接持有，这些国债构成了家庭资产组合的重要组成部分。假设我们将当前债务规模固定，那么下一代将同时继承36万亿美元的政府债务和等值的金融资产。从代际核算的角度来看，债务与资产实质上相互抵消。
冯郁青： 那么考虑到巨额债务的存在，政府可能需要通过增加税收来偿还债务？
Paul Sheard：我认为这个问题需要换个角度理解。如果过多的购买力被转移到未来，当后代继承这些资产时——可能是股市财富。但让我们聚焦政府债务——虽然被称为"债务"，但实质上也是他们的金融资产。当这些购买力集中释放到经济中时，就会引发通胀。届时就需要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收紧，而美联储不应独自承担这一责任。
收紧财政政策的方式不外乎两种：削减开支或增加税收。假设我们穿越到100年或200年后担任经济顾问，某天突然出现因国债集中兑付导致的通胀飙升，我们可能会建议政府通过征税回笼部分货币。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真正决定子孙后代福祉的关键因素是他们所继承的生产性资产存量。这既包括工厂、基础设施等实体资本，也涵盖技术工艺和科学知识储备。我们的后代一出生，虽然尚未创造任何价值，但将继承的是一个具有惊人生产能力的世界。
因此，问题的本质在于两种力量的动态平衡：一方面是积累的购买力规模，另一方面是经济体系满足由此产生的商品服务需求的能力。对此我持相对乐观的态度：虽然债务在积累，意味着后代也将持有大量货币资产，而且现代经济创造实际产出的能力同样在飞速提升。
二、什么会破坏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
冯郁青: 这种乐观态度确实难能可贵，毕竟在当前这个充满负面情绪的世界里，我们见证了太多疯狂的事情。不过金融界很多重量级人物，比如桥水的达利欧（Ray Dalio）就始终担忧债务问题，预言我们将面临债务危机；摩根大通的戴蒙（Jamie Dimon）也警告市场可能出现崩盘。考虑到近期美债市场的动荡和美国债务规模问题，我想问：这是否会影响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
Paul Sheard：这要看你具体指哪些因素。美元储备货币地位确实面临一些隐忧，但债务规模在我看来并非主要因素。实际上有些人持相反观点：成为储备货币意味着全球对美元存在需求。而且别忘了在金融行业，我们一直将美国国债视为安全资产或无风险资产，这是市场共识。
冯郁青: 但市场动荡让很多人开始质疑美元作为避险资产的地位。
Paul Sheard：说实话，我并没有看到国债市场出现真正的动荡，也许是我疏忽了。
冯郁青： 穆迪已经下调了美国国债评级。
Paul Sheard：目前三大评级机构中，标普早在2011年率先下调评级，随后是惠誉，最近则是穆迪。现在它们都将美债评为了AA+级。当然我们可以讨论这个评级是否准确，但我客观来讲，虽然它比AAA低一级，AA+这个评级已经是极佳的信用评级了。
我们经常谈论“储备货币”这个概念，美元确实是全球最主要的储备货币。但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储备货币实际上包含两三个不同层面的含义，需要分别剖析：
首先其拥有最基础的央行储备功能。目前全球许多政府和央行持有的外汇储备中，美元占比约58%，这个比例较过去有所下降。换言之，各国央行在配置安全、流动性高的外汇储备资产时，正逐步实现多元化。欧元在其中占比约20%，英镑和人民币占比较小，日元在4%左右。
其次是贸易结算和融资货币功能，黄金与大宗商品以美元计价，跨国企业融资和采购设备也主要使用美元。因此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具有多重属性，这些属性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
冯郁青： 这样看来贸易战显然无助于维持美元地位。
Paul Sheard：贸易战确实是另一个非常重大议题。我反对将美元武器化——利用其储备货币地位实施金融制裁，包括冻结甚至没收他国外汇储备、将别国银行排除在SWIFT系统之外等做法。作为经济学家，我认为这非常危险。美国已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没必要再将金融武器化。长远来看，这种行为（而非债务问题本身）可能危及美元储备货币地位。正如1960年代法国财长所言，美元享有"过度特权"的同时也必须承担相应责任：权利与责任必须对等。
三、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底层逻辑——美国已经没有那么强大
冯郁青: 说到贸易战，您曾在专栏文章中分析过特朗普行为背后的逻辑。能不能帮我们梳理一下特朗普发起贸易战的逻辑？您曾指出，二战后由美国主导建立的全球贸易体系，可能已经难以为继。因为美国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强大和富有，无法继续单方面开放市场却不要求对等回报的贸易模式。那么你是否觉得，特朗普认为这个体系对美国不公平，是有一定道理的？
Paul Sheard：这个问题很有深度。虽然我不倾向于使用“不公”这个词，但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的工作是通过观察事态发展来理解其内在逻辑，而非陷入情绪化或政治化的解读。可以这样说，我其实一直在试图理解特朗普的行为逻辑。
一个合理的解释是：无论是第一任期的特朗普（Trump 1.0）还是现在的特朗普（Trump 2.0），他本质上都是在反抗这个他继承下来的体系。作为三军统帅、世界上最重要的总统，他审视现状时会质疑：这个体系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从更宏观的视角看，问题的核心在于所谓的“美国治下和平”（Pax Americana）体系已经面临重大挑战。这个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框架，可以说已经走到了其寿命的尽头。
那么，什么是“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简而言之，这是指美国作为全球最强大的国家，扮演着所谓“仁慈的霸权”角色。虽然有人认为这种霸权并不那么仁慈，但总体而言，美国的意图是善意的，在试图管理世界秩序。这一体系从二战结束后一直延续至最近10年、15年前，产生了改变。
该体系包含两大支柱：首先，美国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保障全球安全与海上航道畅通，维护国际秩序；其次，美国支撑着所谓的“自由国际秩序”，在战后向日本、德国、欧洲以及后来加入WTO的中国开放市场，基本上是在说：“我们会接纳你们的商品，而不一定要求对等回报。”从经济学角度看，二战后美国经济规模约占全球GDP的50%，如此庞大的体量使其能够承担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成本。公共产品的经济学原理在于：虽然成本由单一主体承担，但收益却广泛扩散，因此往往会出现供给不足的问题。但当时的美国作为全球霸主，不仅能够独自承担这些公共产品的供给成本，同时也能从中获取利益，并借此巩固自身的权力和国际声望。
将时间快进到现在，最大的变化就是中国的崛起。经济学家在衡量和比较经济体规模的时候，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目前约占全球GDP的20%，这主要得益于其14亿人口的庞大规模；而美国约占15%。但如果按名义GDP和市场汇率计算，美国约占27%，中国约占17%。数据可能各有说法，但关键在于，如今世界上已经出现了两个超级经济体。
我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转折点。比如说特朗普总统，他会这样看待这个问题：“我们现在GDP是30万亿美元，每年却要拿出约3.7%的GDP、也就是大约1.1万亿美元，用来保障日本、韩国、还有北约——这个联盟如今正不断扩张，成员国已经多达31个——的安全。与此同时，看看德国，他们的国防支出只占GDP的1.5%，法国也差不多是这个水平。”于是特朗普政府一直尝试在促使这些盟友增加军费防务开支，从而让美国能够相应减少自己的负担。
经济学中常说“枪炮与黄油” 。我们知道“枪炮”指的是军事支出，而“黄油”指的是国内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体系等等这些造福民众的项目。这也是“让美国再次伟大”口号的另一层含义：美国的部分基础设施早已年久失修，比如你在纽约市内乘地铁出行，虽然还是能从A点到B点，但体验已今非昔比。所以，他认为应当把更多的钱投入国内建设。
再说到贸易。特朗普又会质疑：美国的关税本来就很低，但中国、欧洲、日本却普遍设置了更高的关税，甚至还存在各种所谓“非关税壁垒”。从他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公平的。还有一点需要补充的是，特朗普的思维模式似乎非常“重商主义”。如果你熟悉经济史就知道，这并不是在赞扬他。当经济学家说一个人“重商主义”，其实是批评其观念落后——你落后了200年，没有跟上现代经济学的脚步。但他确实是这么认为的，他相信贸易应该实现平衡，美国的贸易逆差会消耗国家财富；而中国或日本的顺差则意味着它们向美国出口的商品多于它们进口的。这对日本或中国有利，对美国则是损失。但经济学家往往持相反观点：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是笔不错的交易——我们获得了大量商品，而且只需给对方这些印出来的“纸”交换即可。
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特朗普是在对一个现实做出回应：为什么全球贸易体系的公共产品要由美国单方面提供？他的主张是，大家应该在对等基础上参与全球贸易和安全事务。他提出了“互惠关税”等概念，目前90天的观察期尚未结束，我们还需看后续进展。但从我的理解来看，他的策略就是“挥舞大棒”，促使他国就范。
我认为，在整个辩论中真正缺失的一点是：特朗普固然是一位强有力的颠覆者、一个“破坏者”，但我们并没有真正展开讨论——如果“美利坚治世”（Pax Americana）已经走到尽头，我们是否需要一个更合理的全球体系？一个也许更加“多极化”的体系，一个在全球层面上实现公平责任分担的结构。问题是，现在有谁在认真讨论这个议题呢？
冯郁青： 许多人认为，特朗普的政策在供应链问题和所谓不公平贸易方面确实有其逻辑和道理。但问题是：打破旧秩序容易，建立新秩序却难上加难。特朗普似乎只专注于摧毁旧秩序，给我们带来了混乱。如今已是年中，自4月2日所谓的“解放日”以来，您认为这些措施取得什么实质性成果了吗？我们注意到美英达成了一项协议。在您看来，这些政策是否真的实现了让制造业回流、减少贸易逆差等目标？
Paul Sheard：你很难找到任何一位会支持高关税政策的经济学家——你问错人了。但如果说这些政策有什么积极作用，那就是如我之前所说，特朗普确实让这些长期存在的贸易问题获得了关注。
这些议题确实复杂。数十年的贸易谈判成效不彰，WTO运作也不尽理想，部分原因是规则执行不力。但我仍保持谨慎乐观。我在2018年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就提出，面对特朗普的政策，与其过度反应，其他国家更应采取建设性态度。如果这能促使各国降低关税、减少隐形的非关税壁垒，或许反而能带来积极效果。
换句话说，我们或许应该关注的是：这场“特朗普风暴”能否被引导至推动贸易自由化的方向？若真能如此，或许会有一个令人欣慰的结局。
冯郁青： 中美两国刚刚达成了一项重要协议。但根据我查阅的多篇报道，目前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平均水平约为30%，部分商品甚至高达55%——这还是在所谓的4月6号“解放日”之前的水平。不过当前的市场情绪和双边关系认知已有所不同，特别是近期关于稀土资源的讨论。中国在稀土和磁材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这也是促成美中达成协议的原因之一。
您认为中国在稀土和磁材等关键供应链上的优势地位，是否会强化“美国需要将关键供应链移出中国”这样的论点？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必须建立自主的关键供应链体系？
Paul Sheard：中国从单纯的竞争对手，逐步被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甚至近乎“敌人”。这种定位越强化，美国就越倾向于要求半导体等产业回流。但更好的解决方案应该是避免对抗，尽可能搭建沟通桥梁，从而减少那些从经济效率角度看并不合理的国家安全措施。
或许有人会说我过于理想化，但我反对任何形式的武器化——无论是美元还是稀土。我对中国的建议与对美国的一样：不要将稀土武器化。事实上，中国并未真正垄断稀土资源。经济学家通常分三个时段分析问题：短期现状、中期调整和长期均衡。中国目前在稀土领域的主导地位部分源于这是一个高污染产业，与其经济发展阶段和战略考量相符。但澳大利亚、乌克兰、俄罗斯、加拿大和美国都拥有稀土资源。如果中国采取限制措施，长期来看只会适得其反。因此，我们更应选择另一条道路：更多运用外交和软实力，减少相互指责，这样才能充分享受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红利。
四、中美脱钩正在进行时
冯郁青： 遗憾的是，世界似乎正朝着相反方向发展。如今不仅是稀土问题，许多科技公司在供应链策略上正从“中国+1”模式转向“去中国化”。比如中国电池巨头宁德时代最近在香港IPO时，就禁止美国境内投资者参与。这又是一例脱钩迹象。在当前世界格局日趋极化的背景下，您认为长期讨论的脱钩会最终成为现实吗？
Paul Sheard：所谓“脱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且具有相对性。如果将其理解为美中完全割裂，各自建立封闭的经济体系，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即便真的发生，我们都将蒙受巨大损失。从贸易数据来看：美国仍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约占中国直接出口的17%；而对美国而言，加拿大和墨西哥因地理邻近，是其最大出口目的地，中国则位居第三，约占美国出口的7%。虽然中国对美出口额自2022年峰值已下降约20%，但年贸易量仍维持在约5000亿美元的历史高位。
这两个被大洋隔开的巨型经济体，其规模之庞大、联系之紧密，使得完全脱钩难以想象。美国政策制定者的公开表态也显示，他们希望在确保国家安全相关供应链的同时，继续享受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商品——这本质上是一种“鱼与熊掌兼得”的策略。
冯郁青：中美贸易战真的只是贸易问题吗？还是涉及更根本的科技主导权、国家安全和全球权力之争？我这样问是因为《纽约时报》在5月发表了一篇题为《未来中国将主导世界，美国将无足轻重》的评论文章，指出中国在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电动汽车等领域已取得领先地位。人工智能应用于机器人与DeepSeek大语言模型，展现了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巨大投入和成就。您认为中国是否已形成持续领先的发展势头？
Paul Sheard：再次强调，世界正在发生结构性转变。中国拥有14亿人口。如今已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并且仍具备相当的发展潜力。相较之下，美国的潜在增长率已相当成熟：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略低于2%。美国可以引领技术前沿，但整体增长空间相对有限。如果按2%的年增长率计算，美国经济大约每35年翻一番。
而中国呢？尽管围绕中国经济仍存在不少争议，包括其结构性问题和人口老龄化等不利因素。但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在提升全社会生产率、迈向技术前沿方面仍具备相当潜力。未来30到40年，中国可能保持每年3%、4%、甚至5%的增长。若按5%增长率推算，其经济将在约15年内翻番。这是一个基本的算术规则，即“70除以增长率”得出翻番时间。例如7%年增长率意味着十年就能翻番。
我的观点是：如今我们面对的是两个巨大的经济体。一方面是中国。 这个在过去25年，乃至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就已表现出强劲增长和快速现代化能力的国家；另一方面是美国。中国正在大量培养科研人才与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毕业生，一度有多达33万名中国学生在美留学，尽管如今这一数字下降至约25万，但依然具有规模优势。
如果你从更宏观的角度观察，就会发现，中美两国都在面向未来激烈竞争，因此，中国在部分领域赶上甚至超越美国，是一种应当被预期的趋势。这就引出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面对？如何管理？如何接纳这样的发展？
我认为，如果心态变成“我们绝不能容忍中国在任何领域领先”，认为必须在所有方面击败中国，把中国视为对手，甚至敌人，那么我们很可能陷入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即当一个新兴大国挑战一个既有大国时，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战争。在中美关系的背景下，这种冲突甚至可能演变为核战争，这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前景。
你在电视上常常会听到一些政客或评论人士发表言论，把某个国家妖魔化，无论是国家X、国家Y还是国家Z。我认为这种倾向是非常危险的。当然，我理解国家安全考量的重要性，但我并不太担心中国在某些领域（如太阳能电池板）取得领先地位。比如在半导体方面，中国并不具备领先优势。相反，如果我们看美国的核心优势，可以从一个维度来衡量：最具价值的公司是谁？是苹果（Apple）、谷歌（Google）、英伟达（Nvidia）、亚马逊（Amazon）、脸书（Facebook）这些科技巨头。但你会发现，它们几乎都不生产实体商品。它们的产品是知识产权，是大数据引擎、人工智能系统、游戏和其他高端数字科技成果。
中国是否会在这些领域迎头赶上？凭借庞大的人口基础和数量庞大的STEM毕业生，这样的可能性当然存在。中国也有自己的科技巨头：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等。但归根结底，我认为全球经济体系有足够空间容纳多家领先企业的共同成长。
冯郁青：您如何看待货币的未来？比特币和其他加密货币作为新兴货币形式正在崛起。您认为加密货币会成为未来的主流货币吗？央行数字货币（CBDC）又将扮演什么角色？中国在这一领域是否处于领先地位？
Paul Sheard：那些反对中央银行、厌恶传统银行体系、敌视中央政府的人，将加密货币视为一种自由主义的乌托邦式货币体系。这种观点或许有些极端，但并非问题的核心。我认为比特币和其他加密货币并不会完全取代现行货币体系，但它们确实带来了颠覆性创新，并已产生实质影响。
未来更可能的发展路径是：这些加密货币将在一定程度上与现有金融体系融合，特别是在支付领域。与其说比特币本身，不如说稳定币——本质上以美元或欧元等法定货币为支撑的加密代币——更可能成为这一融合进程的主要载体。
（注：本文仅代表采访者和受访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