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作者“全球杰出女性‘百人百访’”系列高端对话的最新呈现。】
向晨，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助理教授，哈佛大学中国能源、经济与环境项目研究员。她的研究聚焦于气候变化政治学、中国能源治理与全球气候合作等领域，致力于弥合科学发现与有效决策之间的鸿沟。她的学术旅程始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后于香港大学获得政治与公共行政学博士学位，并曾作为富布莱特学者在哈佛大学中国能源、经济与环境研究中心访学，后作为太古学者在牛津大学访学。她的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生态经济》（Ecological Economics）等国际学术期刊，其核心关切在于理解中国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独特路径及其对全球产生的深远影响。
以下是访谈实录。
向晨问：你从复旦大学到香港大学，再到哈佛大学从事研究。你是如何在过去的学习和研究中，逐步将研究兴趣聚焦于气候变化政治和能源环境经济等领域的？这些跨文化、跨地域的学术经历，如何塑造了你当前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框架？
向晨：我的学术旨趣植根于一个辩证的认识论循环：从中国本土治理实践的特殊性出发，最终指向全球治理范式的普遍性追问。这一思想旅程的核心命题，是解构制度环境与政策实践之间的建构性张力——不同政治生态如何塑造差异化的政策生产机制，而这些机制又如何反作用于制度本身的演进轨迹。这种双向互动的终极关怀，始终锚定在政策客体（policy-takers）的生活世界（Lebenswelt）这一本体论基础上。这个落点，一定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具体生活。
几乎所有的社会理论都面临着某种二元难题：心灵与物质、行为体与结构、国家与社会、个体自主性与制度约束，等等。在复旦大学的学术启蒙阶段，国家与社会二分、又或者说，国家机器如何无孔不入地侵蚀社会，社会又何以维护其自主性，为我提供了观察政治行为体的初始透镜。及至香港大学的博士研究，我选择中国气候治理这个极具张力的领域作为切口，重点考察央地政府间“控制—自主”的动态平衡。以“中央环保督察”制度为研究对象，我试图理解这种“运动式治理”的独特政治逻辑：督察组通过创设“公众参与—中央直通”的越级反馈机制，构建了福柯式“环形监视”的权力结构。这种制度设计既突破了传统科层制的信息过滤困境，又通过政治势能的仪式化展演，实现了韦伯所言“支配合法性”的再生产。
在研究强规制干预政策工具过程中，我的兴趣逐渐转向了另一端：那些自下而上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政策工具，在中国的制度土壤上何以得以运作？在广东碳排放交易体系（ETS）的案例中，我发现了一个悖论：尽管ETS被设计为“基于价格信号的自由市场机制”，但其实际驱动力并非市场激励，而是“政策信号”及其传导的“预期效应”——在碳市场正式运行前，仅因政策宣示，企业便已提前调整行为。这一现象与卡尔•波兰尼的“嵌入性”理论形成对话，但进一步揭示了一个更具理论张力的命题：在新兴经济体的制度环境下，市场工具本质上可能只是国家治理术的现代转型。碳市场是否并非真正的“去中心化机制”，而是国家意志通过拟市场形式实现的间接调控？这一发现促使我重新思考政策工具选择的深层逻辑：不同治理工具（规制、市场、公众参与）是否最终都服务于同一套制度再生产的功能性需求？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愈发认识到单一国家案例、单一学科案例的局限性。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观众成本”和双层博弈模型为我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在哈佛期间，我特别关注中国的国际气候承诺如何通过“承诺锁定效应”反馈影响国内政策制定。研究发现，当中国在《巴黎协定》框架下作出雄心勃勃的减排承诺后，国内民众对气候政策的接受度并没有显著变化。这种国际—国内互动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理论问题：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国家行为体实际上在进行着双重身份表演——既要满足国际体系的规范性期待，又要维护国内治理的自主性空间。这种张力恰恰构成了全球气候政治中最富理论价值的研究议题。
可以说，我的学术道路是从中国内部的微观治理难题出发，最终指向全球气候治理的范式重构。贯穿研究始终的核心命题是：在多层级治理体系中，具有不同权力资源和认知框架的行动者（包括地方政府、企业、国际组织等），如何在路径依赖的制度环境下进行策略性调适？这些看似离散的个体选择又是通过何种机制聚合成系统性政策产出，并在不同社会群体间形成差异化的福利分配格局？在全球风险社会时代，我们是否正在见证治理范式的根本性转变？这种转变又如何重新定义国家主权、公民权利与人类共同命运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或许就藏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世界之中——这正是政治经济学研究最根本的人文关怀所在。
问：你研究气候变化科学与有效决策之间的鸿沟，也涉及民族主义等议题。在全球气候治理日益政治化的今天，你认为民族主义在中国推动国内气候政策（如碳税）的过程中，是助力还是阻力？政府如何平衡国际领导力叙事与国内民众的切身感受？
向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它恰好连接了我两个看似独立的研究领域。我的研究发现，民族主义情绪在中国政治中扮演着一种“双刃剑”的角色：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它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有效的动员工具；但当议题转向国内，特别是需要民众承担实际成本的改革时，它不仅可能失效，甚至会成为一种阻力。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关键在于，普通民众能够非常清晰地分辨出一个政策给自己带来的是象征性成本还是实际物质成本。
在我关于“伤害了14亿中国人民的感情”这一外交话语的研究中，发现当涉及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这类议题时（比如之前的NBA事件），官方的表态和民间的真实情绪是高度一致的，甚至民众往往表现得更为鹰派、期望政府采取比实际更强硬的报复措施。为什么？因为抵制一个外国品牌，对大多数人来说，个人付出的成本极低。这更多是一种表达性的爱国行为，能强化身份认同，但不会直接影响到自己的钱包。
但气候政策，比如碳税，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它会直接转化为更高的电费、更贵的生活开销，甚至可能在极端情况下导致能源配给失衡。这些都是民众能切身感受到的、实实在在的物质负担。在这种情况下，那种抽象的“全球领导力”带来的民族自豪感，就很难说服大家去承担这些具体的个人损失了。我的另一项实验研究非常清晰地揭示了这种潜在的“反噬”风险。在实验中，我们向受访者展示了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领域全球领先的叙事，这本应激发民族自豪感。但当这一叙事与潜在的电力短缺风险（比如“我家今晚可能会停电”）并置时，它反而降低了民众对碳税的支持度。
因此，政府在推动气候政策时面临的核心挑战，是如何为一场漫长、艰难且代价高昂的国内转型，构建起持久的、基于现实利益的公众共识。这远非自上而下的宣传所能实现，它要求政策制定者必须认真处理转型过程中的分配问题——谁受益，谁受损，以及如何对受损者进行公正的补偿。政府需要构建一种新的国内叙事，将气候行动与民众可感知的“协同效益”紧密联系起来，比如更清洁的空气（我的研究显示这是公众支持气候政策的强大驱动力）、更健康的公共卫生体系，以及高质量的绿色就业机会。
问：你如何看待中国在推动能源安全、经济发展和“双碳”目标三者平衡时面临的主要挑战？你认为中国在发展新能源技术（如锂电池、电动汽车）的过程中，最大的内部瓶颈和外部压力分别是什么？
向晨：中国在能源转型中面临的，是一个典型的“能源三难困境”（Energy Trilemma），也就是需要在能源安全、经济增长和能源脱碳这三个目标之间走钢丝，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张力。这里想以我与哈佛大学中国环境、能源与经济中心团队共同完成的一项风能“软弃风”问题研究为例，解释这种系统性矛盾在现实中的具体映照。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三难困境”。第一是能源安全。2021年以来出现的电力短缺事件，让能源安全的地位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煤炭作为中国最主要的能源，其保障电力稳定供应的“压舱石”作用被反复强调。这种对安全的极度关切，为快速淘汰化石能源带来了巨大的现实考验。第二是经济增长。中国的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还没有完全脱钩。钢铁、水泥等高耗能产业依然是经济的重要支柱，它们的转型不仅成本高昂，还涉及到大量就业和社会稳定问题。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时，任何可能冲击增长的激进减碳措施都会受到很大制约。第三是能源脱碳。“3060”双碳目标要求能源系统进行一场深刻且迅速的革命，这直接挑战了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和现有的经济模式。
而“软弃风”（Soft Curtailment）这个概念，是我们用来描述风电场的理论发电潜力和它实际并网发电量之间存在的、但未被有效统计的差距。它就像冰山的水下部分，代表了那些被隐藏的运营损失和系统性低效。我们的研究发现，尽管我们的弃风率从2013年的10.7%显著下降到了2023年的2.7%，但全国风电的整体发电效率（即容量因子）却几乎没有提升。我们团队认为，这背后的主要原因，就是“软弃风”作为一个日益严重的瓶颈，抵消了弃风率下降带来的收益。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关于电网灵活性和技术匹配的问题；但深入分析则揭示出制度层面的深层矛盾。在北方地区，热电联产机组的运行不仅关乎能源供应，更与冬季供暖这一重大民生问题紧密相连。这种多重政策目标的交织，使得单纯的能效考量往往要让位于更复杂的社会治理需求。更值得关注的是，政策工具本身可能产生意料之外的后果——补贴政策的调整引发的“抢装潮”，实际上造成了资源配置的扭曲，这种扭曲通过电力市场的制度缺陷被进一步放大。开发商为了锁定补贴，仓促建设，导致实际发电效率低下。尚不成熟的电力市场、煤电中长期合同、高昂的辅助市场服务费用等，让风电场可能采取一种选择性的保守报价，以避免因发电预测不准而遭受经济损失，最终形成了“软弃风”这一特殊的制度性损耗。
这些发现也与国内主流学者的观点形成了有趣的对话。例如，部分学者强调能源转型需要分阶段推进，承认系统存在的巨大惯性。我们的研究为这种“惯性”提供了微观性证据。而一些学者则从宏观视角将“双碳”目标视为巨大的投资机遇。我们的研究则指出了宏观潜力与微观现实之间的鸿沟：“软弃风”的存在表明，如果没有深度的体制机制改革，这些宏大投资可能无法转化为有效的清洁电力。
归根结底，“软弃风”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一个深刻的政治经济学现象。它揭示了中国能源转型的核心矛盾：我们正试图用一个强有力的规制手段，去推行一场深刻的能源革命。传统的命令控制型治理模式在应对简单政策目标时表现出色，但在处理“能源三难困境”这样的复杂系统问题时却显得力不从心。当自上而下的决心遭遇了自下而上的非正式制度性阻力时，“软弃风”便成为二者碰撞产生的、可量化的代价。
问：你一方面研究了中国风电等新能源发展的内部瓶颈，另一方面，国际上关于中国新能源“产能过剩”的讨论不绝于耳。你如何看待这种“内部挑战”与“外部优势”并存的局面？
向晨：这种“内部挑战”与“外部优势”并存的局面，看似矛盾，实则一体两面。它们都是由国家主导的产业发展模式所带来的必然结果。简单来说，中国在构建全球领先的制造业帝国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在建设一个与之匹配的、高效整合的国内能源体系方面，却相对滞后。
对于中国新能源发展的内部瓶颈，核心问题在于，可再生能源的发电能力建设速度，远远超过了一个能够有效消纳和利用这些能源的智能、灵活电网体系的建设速度。“软弃风”现象的本质，就是“发出来的电，电网用不了”。这背后是电网基础设施的不足、跨区域输电的挑战，以及电力市场机制的僵化。中国的风光资源主要集中在“三北”和西部地区，而能源消费中心则在东部沿海。尽管特高压输电线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个问题，但远距离输送的成本和稳定性挑战依然巨大。另外，尽管中国在制造业环节占据主导，但在上游关键矿产资源（如镍、钴）方面高度依赖进口，这构成了潜在的战略脆弱性。
与此同时，中国在外部世界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形象。以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为代表的“新三样”，其出口额在2023年已突破1万亿元人民币，成为中国外贸的新支柱。这是国家层面长期、系统性产业政策扶持的结果，其核心是技术引进、规模化生产和成本控制。这种巨大的成功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激烈反应，核心的争议点就在于“产能过剩”。美国和欧盟认为，中国政府的大规模补贴导致其新能源产业的产能远超国内需求，迫使企业以低价向全球市场“倾销”产品，这对西方国家的本土产业构成了生存威胁。同时，中国的优势不仅体现在最终产品，更体现在对整个产业链的控制，包括从关键矿产的精炼加工（如90%以上的稀土、约70%的钴）到核心零部件的制造。这种主导地位被西方视为一种战略风险，并直接催生了旨在“去风险化”、建立替代供应链的政策。但现今也有不少西方学者呼吁，中国对全球的绿色转型做出了巨大贡献，认为中国为世界提供了物美价廉的清洁技术产品，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角度看，绿色产能不是过剩，而是严重不足。
要理解这种内外叙事的巨大反差，关键在于认识到，内部的瓶颈和外部的主导，都源自于同一种自上而下的、以生产为导向的国家发展模式。该模式的核心是追求制造业产能的快速扩张和规模化。这种策略在极短时间内打造了全球领先的供应链，但也忽视了更为复杂、缓慢的国内电网现代化、电力市场改革和能源高效消纳体系的建设。我的研究中提到的“抢装潮”现象，就是将完成生产指标置于系统整体协调性之上的典型例证。从某种意义上说，“产能过剩”并非中国产业政策的意外副产品，而是其内在策略的一部分。通过鼓励国内企业间的激烈竞争，实现规模经济，从而大幅降低成本，最终在国际市场上获得压倒性优势。
因此，内部挑战与外部优势并非相互矛盾，而是存在因果关联。正是那种缔造了全球制造业霸主地位的国家主导型产业战略，同样也造成了国内能源体系的瓶颈。涌向全球市场的“过剩产能”和困扰国内电网的“软弃风”，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可以说，中国在新能源发展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在建设一个完全整合的、现代化的能源体系方面，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问：近期，我们看到中美在新能源，特别是关键矿产和电动汽车领域的竞争与冲突加剧。美国对中国相关产业的限制措施，将如何反过来影响其自身的低碳进程和能源安全？从你的观察来看，这种“脱钩”或“去风险”的策略，对全球气候合作的未来走向会产生哪些深远影响？
向晨：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正在从根本上重塑全球气候治理的格局。我们已经走出了过去那种“合作或对抗”的简单二元选择，进入了一个由保护主义产业政策和“去风险”等地缘战略主导的、更加碎片化和充满竞争的新时代。
过去，中美气候合作曾是全球气候进程的核心引擎，两国在2014年发表的联合声明为2015年《巴黎协定》的最终达成铺平了道路。然而，如今气候议题已不再是中美关系的“稳定器”，而是完全嵌入到了两国全面的战略竞争之中。用北京大学王缉思教授的观点来看，当前中美关系的最佳前景或许是一种“斗而不破”的“竞争性共存”，其目标已不再是深度合作，而是“在竞争中避免灾难性冲突”。
在这种背景下，以美国《降低通胀法》（IRA）和欧盟“碳边界调整机制”（CBAM）为代表的政策，其意义已远超气候本身。它们更像是一种地缘经济工具，旨在通过贸易和补贴，构建一个排斥中国的、由西方主导的绿色技术供应链，也就是所谓的“气候俱乐部”。
例如，IRA法案中关于“受关注外国实体”（FEOC）的规定，就明确将中国、俄罗斯等国的实体排除在电动汽车高额补贴的供应链之外。这实质上是在强迫全球企业进行供应链重组，构建“无中国”或“中国+1”的供应链。考虑到中国目前在全球电池组件生产中占比高达65%，并在关键矿物精炼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这一过程不仅成本高昂，且在技术和物流上面临巨大挑战。
这种“去风险”策略对全球气候合作带来了三大负面影响。第一是成本上升与部署延迟。贸易壁垒和建立冗余供应链的需求，显著推高了清洁技术的成本，减缓了其在全球范围内的部署速度，最终拖累全球减排进程。第二是创新生态的碎片化。对学术交流和科技合作的限制，阻碍了知识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延缓了在先进电池、下一代光伏等关键领域的创新步伐。现今中美科研合作已深度融合，限制合作对双方乃至全球都是一种损失。第三，供应链的武器化。竞争已演变为美国利用自身优势进行反制的局面。美国利用IRA等立法工具，对关键技术实施出口管制，作为地缘政治博弈的筹码。
我和在哈佛与清华合作者的研究模型进一步揭示了这种地缘博弈背后的经济动因。我们对欧盟的“碳边界调整机制”做了一个一般均衡模型的预测。模拟结果显示，美国存在一种“搅局者红利”（Spoiler Dividend）：如果美国选择退出“气候俱乐部”并对成员国施加报复性关税，它自身反而能获得微小的GDP增长，同时对其盟友（如欧盟、加拿大）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这为美国的孤立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行为提供了经济上的“合理性”，也让其盟友陷入了“经济人质困境”：是坚持气候承诺而遭受最大贸易伙伴的经济打击，还是为了市场准入而放弃气候雄心？
与此同时，模型也显示，如果中国扮演领导角色，将承担巨大的“领导力惩罚”（Leadership Penalty）。中国加入发达国家俱乐部将使其GDP损失近2%，而其他发展中大国（如印度）反而会因产业链转移而获益。这或许使得中国重新考虑在现有气候保守主义框架下的支付意愿。
因此，这种竞争态势最深远的影响，是将全球绿色转型的底层逻辑，从一个基于“成本效益”的全球合作问题，转变为一个基于“国家安全”和“供应链韧性”的地缘政治竞争。过去，全球气候治理的基本假设是，各国应合作利用最高效、最低成本的方案来解决共同的危机，这客观上意味着需要充分利用中国庞大的制造业规模来降低全球技术成本。如今，美国及其盟友的战略目标已发生根本性转变，从“最快、最经济地实现脱碳”转向了“安全的、不依赖中国的脱碳”。气候目标已经从属于地缘政治的需要，这使得全球实现净零排放的道路变得更加昂贵、复杂和充满不确定性。
问：面对全球性的能源与环境挑战，以及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格局，你认为中国的青年学子和年轻学者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素质，才能更好地参与到全球事务的讨论与实践中？对于有志于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学生，你有何具体的建议？
向晨：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我经常和我的学生们探讨的话题。在我看来，面对今天这样一个复杂的世界，中国的年轻学子要想有所作为，需要培养四种核心素质。
第一，是跨越学科边界的整合能力。能源与环境问题，本质上不是单一的科学或工程问题，它深深地嵌入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系统之中。比如，我们讨论能源转型，就不能只看技术本身，不能只看能源系统本身，还要理解背后的产业政策、电力市场规则、政治经济学、社会公平问题乃至国际关系。因此，我总是鼓励学生们不要被自己的专业“画地为牢”，要敢于去学习和借鉴不同领域的理论和方法，要大力去做跨学科的研究，真正学习并吸收其他专业所长，无论是经济学的模型、政治学的博弈论，还是社会学的田野调查，都能成为我们理解复杂问题的有力工具。
第二，是扎实的理论与方法功底。有跨学科的视野固然重要，但前提是必须在至少一个领域里“向下扎根”。面对纷繁复杂的信息，只有掌握了严谨的分析工具，我们才能穿透现象的迷雾，看到问题的本质。无论是定量的数理模型，还是定性的案例分析，都需要长期的、刻苦的训练。基本功越扎实，未来的学术道路才能走得越远。
第三，是批判性的思维和独立的学术人格。这一点，我的老师们曾言传身教，让我受益终身。学术研究的本质是创新，而创新的前提是批判，批判的基础是广泛的阅读与实践。这意味着我们不能满足于重复已有的知识，而是要敢于挑战权威，提出自己的见解。我常常对学生说，不要为了在顶级期刊上发表文章而去追逐热点，而要问自己：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问题？做研究，最重要的是忠于事实、忠于自己的内心。这种学术上的诚实和尊严，比任何外在的认可都更重要。
最后，是“行万里路”的全球视野与“读万卷书”的本土关怀相结合。我自己的学术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很多问题的答案，书本里找不到，必须亲自到现实世界中去观察、去体验。我鼓励学生们多走出去，去了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理解这个世界的多元与复杂。但同时，我们的研究最终要回到本土，去关怀我们自己社会面临的真实挑战。只有将全球的视野和本土的关怀结合起来，我们的研究才能增强社会福利，让每一个人生活得更好。
（注：王英良，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作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资本与国家”专栏作家，目前在推动“全球杰出女性‘百人百访’”系列高端访谈项目，力求以新颖的视角呈现卓越女性群体的魅力和对世界的影响。微信号：porsche910114。本文仅代表受访人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