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并未纳入四川基层工作人员考核体系，因此镇政府只能鼓励村干部开展。虽然德阳自2023年开始推行“全域无垃圾”环境卫生治理考核，对乡镇公共环境卫生提出详细要求，考核结果优秀的给予激励奖补支持。但这一规定仅针对暴露垃圾，不关注垃圾分类效果。
2023年7月，周超找到11个村社区的党支部书记组织了一场座谈会，试图用遵道社区的经验带动更多村社区参与垃圾分类试点。不料，有一位村书记当场拒绝，认为农村居民素质不如城市，垃圾分类不可能在农村推行。这也是一个常见的担忧。
郑伟的态度恰恰相反，他认为“任何一个村社区，只要愿意做，都能分类厨余垃圾”。
周超则认为，在提高居民意识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拥有完整垃圾分类末端处理系统。如果居民分类投放的垃圾最终仍然是被混合收运、统一焚烧，公众参与的热情也会因此被浇灭。不可忽视的是，九龙镇垃圾分类末端处置能力有限，打造末端分类处置需县级以上政府牵头。
座谈会结束后，有4个村、1个社区报名参与试点项目，其中，新龙集镇社区复制了遵道社区的厨余垃圾收集和堆肥体系，便有了开头一幕。
其余四个村均为散居村落，村民大多用厨余垃圾喂养家禽家畜，因此厨余垃圾较少，更突出的问题是秸秆、落叶堆积。
过去，村民习惯焚烧秸秆还田，埋下火灾隐患。四川自2000年起，逐步将禁焚政策推广至全省，2015年纳入德阳全域。加入试点后，每个村落将获得的5000元小额资助用于宣传垃圾分类知识，村集体出资打造堆肥池，降解秸秆落叶等，并由生产小组组长或志愿者负责堆肥，产出的肥料供村民取用。针对林区落叶枯枝堆积问题，公益组织建议，村民下山时可以将这些可燃物带回村里堆肥点，或在自家园中搭建堆肥点。
由于过去农村沤肥颇为常见，农村其实比城市更易推广厨余垃圾堆肥。成都市区有多个社区试点垃圾分类，担心堆体产生气味和污水，大多拒绝在小区内进行厨余垃圾堆肥。
经费何解
在农村，垃圾收集清运一般由政府或企业承担，如遵道社区的其他垃圾由镇政府外包给本地一家旅游公司，也有的村落通过村集体、村民自治管理垃圾。
2011年，国内出现一批探索垃圾分类的农村。其中，四川眉山市丹棱县龙鹄村收取村民保洁费，公开招标选举承包人，极大降低垃圾治理成本。
与四川龙鹄村相似，秦家坎村也是通过村民自治解决垃圾问题。2016年，当时还是村主任的罗忠富召集15个生产队共70多位村民代表开会，提议在村里实行定点投放垃圾，向三千位村民收取每年12元的清洁费，再从村集体资金支取1-2万，共计4-5万元，用于购买环卫车、垃圾桶等，再聘请一名村民担任环卫工人，负责将村里清运15个生产队的垃圾站，并转运至九龙镇垃圾压缩中转站。这个村成为了九龙镇最早集中处理垃圾的村落。
秦家坎的村集体年收入包括出租给猕猴桃种植户土地承包款，村里水库、林地的政府补贴，总计13万，无法覆盖村里的各项公共支出。
罗忠富主张“谁受益谁负担”，鼓励村民参与、出资解决村内公共事务。例如，村里路灯就是通过村民出资70%、村集体出资30%的比例购买安装。在村子里长期保持的自治氛围下，无人拒绝缴纳公共资金，甚至是在城市社区里都很难收齐的垃圾清洁费。
罗忠富认为，如果将村里垃圾清运外包给环卫公司，可能因缺少监督导致清运不及时，村民也会认为处理垃圾应由政府全部承担。而聘用本村人，不仅实现内部监督，村民参与垃圾治理的积极性也会更高，更愿意缴纳清洁费。
目前，秦家坎垃圾分类面临的最大问题仍是经费不足。罗忠富介绍，镇上拨的环境治理补贴微薄，村里变卖废品的收入仅两百余元，当前仍需靠公益机构提供资金支持。
实际上，也有由政府出资支持村落开展垃圾分类的案例。2023年，成都新都区清流镇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在九龙村复制遵道模式，村子以项目形式申请镇政府拨款。
以上种种实践皆指向一个结论：由村委负责实施垃圾分类、镇政府支持与监督的方式，在实践层面可行且高效。
曾有专家建议将垃圾分类工作纳入村干部的绩效考核，调动村委的积极性。国内已有类似实践。2015年，湖北宜昌市点军区土城乡将村委干部的工资和垃圾分类成效挂钩，工资最高浮动30%，倒逼干部下沉监督。2019年，这一考核制度升级为《宜昌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法定条款，成为农村责任捆绑制治理的典范。罗忠富也支持将垃圾治理纳入基层工作人员的硬性考核，因为这意味会有相应经费。
九龙镇的实践经验，印证了中国环境治理现代化最需要补上的一课：不仅要有“顶层设计”，更要学会“向下生长”。乡镇、农村可以是创新的源头。只要尊重基层创造力，激发社区内生动力，再复杂的难题也能找到本土答案。
在遵道社区的实践中，三个公益性岗位是厨余收运体系运转的关键。一个令人担忧的事实是，在财政紧张、垃圾分类积极性不高的情况下，未来这三个岗位是否会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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