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就连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本人也不会想到自己会获得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并且是因为“对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的阐述”所做的贡献。因为尽管经济学家们仍旧不断地引用他的研究，但似乎这位几乎不用经济学数理模型的经济史学家常常会被人误认为是一位历史学家，而非经济学家。
莫基尔1946年7月出生在荷兰莱顿的一个犹太家庭，此时距离二战结束不久，他家也是大屠杀的幸存者。刚出生不久，莫基尔的父亲就病逝，随着以色列的复国运动，他幼年随母亲移居到以色列海法度过了少年时期。莫基尔在以色列的希伯来大学完成了本科教育，主修经济学和历史，22岁时获得学士学位。随后，他申请到美国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博士项目，博士论文所做的题目是《1800-1850年低地国家的工业增长与停滞》（1976年），这大概也是出于儿时对荷兰的感情而做出的选择。有趣的是，莫基尔的博士论文指导委员会成员中，有当时在耶鲁刚升任教授不久的著名华人经济学家费景汉。费景汉在1952年29岁时获得麻省理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同时在哈佛大学担任研究员。尽管此时熊彼特已经去世，但哈佛仍旧保留着熊彼特经济思想的传统。从熊彼特-费景汉到莫基尔，人们也许也能看到一桩思想史脉络的渊源。
从1976年的博士论文开始，莫基尔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几乎都专注在解释工业革命之谜这个主题上。相比于多数经济学家关注的近著《增长的文化：现代经济的起源》（2016年英文版，2020年中文版），我想在这里介绍一个更体现莫基尔思想的著作《启蒙经济：1700-1850年英国经济史》（2009年英文版，2020年中文版）。这本著作展现了莫基尔超越经济学范式的宽广视野，以及深入扎实的历史研究功力。
大分流：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起之谜
莫基尔之所为被人当成历史学家，一方面是他没有像目前主流经济学那样使用过多的模型，另一方面是他的学术贡献不仅局限在经济学和经济史的增长理论中，还卷入了当代历史学和社会学等诸多学科聚焦的“大分流”的热门争论中。“大分流”理论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桑巴特等诸多思想巨人所关注的主题上，即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在当代，学界对这个问题进一步细化，并进行激烈的跨学科思想交锋。很多社会科学的研究者都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西欧特别是英国，在人均收入、军事力量和工业生产率上开始和曾经的欧亚文明（如印度、中国等）出现显著差异，形成了发展的分流。学者们对此众说纷纭。以历史学家彭慕兰为代表的加州学派强调煤铁和殖民地等偶然因素，而一些一流经济学家，如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以及更多使用量化和抽象模型的达龙•阿西莫格鲁，甚至早期的莫基尔，都强调制度包容性的重要性，强调法治以及产权和专利的保护。然而，相比这些，莫基尔在后来的研究中似乎更回归了一种马克思和韦伯关注思想和意识形态的视角，将知识和意识形态视为撬动工业革命的杠杆，并且对制度主义注重抽象概念缺乏具体历史的缺点进行了修补。
莫基尔并不否认地理因素、市场、政治和社会对于现代经济增长无可替代的作用，但他进一步强调，不同于人类以往的时代，现代经济增长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们的认知和信念所决定的，这些认知和信念决定了人们的经济行为，并且信念和经济行为在历史上是通过一种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的。
他提醒人们注意人类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那就是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经济增长达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塑造了我们的现代生活方式，而造成这一切的首先就是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这点让史学家和经济学家都意识到“在1750年之后的某个时点，不列颠群岛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深刻变化，而且这一变化最终蔓延到西欧大部分地区、北美以及受西方影响的其他地区……”（见《启蒙经济》的引言部分）
莫基尔的好友经济学家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将解释工业革命和现代经济增长分成两个问题。一个大问题是“为什么西欧能够取得历史上任何社会从未取得的成就，能够突破种种制度反馈的壁垒。”一个小问题则是在欧洲工业启蒙中，为什么英国能够独领风骚？而莫基尔则试图聚焦在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英国来解释这个小问题，以小见大进而解释这个大问题。
通常对于以上这些问题，制度主义者在进行解释时，会归因于完善的制度和产权保证了商业的扩张、市场的发展、合理的资源配置和劳动分工，从而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因此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并将这种增长称为“斯密型”经济增长。总之，一个良好的经济体就必须有赖于良好的制度，为商业、金融和创新提供推动力。然而，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这些制度是如何产生的，是什么在支撑这些制度的运作，多数经济学家却只能借助博弈论的术语“博弈均衡”含混过去。在莫基尔看来，这些经济博弈通常发生在两个领域：自然的博弈，即技术；与他人的互动博弈，这则涉及到了社会博弈。而这两者也通常是被经济学所忽视的。莫基尔告诉我们，要解释大分流之谜，必须在知识和信念中发现端倪。
启蒙运动的经济
莫基尔并不是一个单一决定论者，他承认不能将启蒙运动当成英国工业革命的根本原因，因为其他地区也有启蒙运动。英国的工业革命就如同一个大熔炉，是共同要素促成的。正如不少学者也指出的，英国所具备的一些特殊性，如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矿产和社会结构都汇聚在一起产生了作用。然而莫基尔不无遗憾地指出，启蒙运动就像现代经济增长这个房间中一头重达600磅的大猩猩，不少经济史学家在对划时代的工业革命发出赞美和慨叹时，却忽视了这一点。关于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各自的文献都浩如烟海，但这两类文献真正的交集却是莫基尔这本《启蒙经济》的贡献。
在莫基尔的很多研究中，他都重复指出，一个相对宽容的社会才能容忍思想创新。尽管以今天的眼光，18世纪的人仍旧思想保守，然而在1680年之后，英国对于不同思想的宗教迫害和“亵渎神明”的指控已经明显减少。当时在苏格兰生活的休谟、亚当•斯密、哈奇森等人出版了一系列启蒙著作，其中就有斯密的《国富论》。然而莫基尔也提醒人们，并非有了新的思想，就能理所当然地被人接受，促进社会变革和经济增长，相反，这是一个漫长和曲折的过程。莫基尔警惕对启蒙和制度抱有的那种盲目乐观主义，认为个人和制度凭借良好的知识就能实现改良。因为诸多的历史事实也揭示出，拥有更多知识的人类仍旧会陷入恶性的社会均衡中，做出愚蠢和残忍之事。
知识就是力量，启蒙运动也毫无例外。莫基尔强调人们需要区别出有用的知识观，这种知识能够赋予人们征服自然的力量，而不仅是用知识（意识形态）征服其他人。这种有用知识是英国启蒙运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被莫基尔称为“有潜力影响技术的有关自然现象和规律的知识”。其中包含了两个方面，一个是技术；另外一个是道德知识，能够起到社会教化的作用。
在启蒙运动时期，当时的各个阶层特别是统治者也不得不需要解决这样一个难题，即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时，人们如何界定公共和私人的权力，以及如何解决随之而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例如尽管当时人们已经普遍认为贸易有利于社会，却仍旧担心是否会给社会带来动荡和不安；国家和同业公会也面对着如何处理垄断和利益再分配的难题；在新兴产业和社会转型中，必然有既得利益者和利益受损者，那么如何救助穷人和缓解贫穷造成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如何确立各种产权等等（本书第二章）。
对此，莫基尔提出了“工业启蒙运动”的说法，更加具体形象地描述了经济学中的经济增长“内生性”这个概念。他指出，英国启蒙和工业革命期间，人们将科学和技术作为有用的技艺的观念，孕育出了“培根计划”（源于弗朗西斯•培根在16世纪末对英国科学活动产生的重大影响，由于他的启发和倡导，1660年英国成立了皇家学会）。首先，人们利用更好的技术设备，扩展了对自然和宇宙的了解；其次，研究方式更进一步涉及到医学、制造业、航海等实际应用的领域；最后，知识的分类、传播成本进一步降低，让更多的人获得了知识。1671年，科学家罗伯特•波义尔就指出，英国的手工艺人还没有真正利用大自然的产品，导致英国经济还没有发挥出自身的潜力，如果人类掌握更多的知识，特别是物理知识，将“带来大量有利可图的发明……”（第三章）。
莫基尔进一步总结了有用知识和技术的三个特征标准：累计性，建立的机制确保知识能够代代相传；共识性，知识能够有标准被检验，从而更加严谨；可质疑性，任何知识不能单凭权威而迫使他人接受，人们也不因为检验和质疑该知识而遭受惩罚，换句话说，不存在神圣到不可置疑的知识。有用的知识并不是藏于深山的秘传，而是能够被人广泛学习、检验，而且能以低成本获得的。
人们注意到，甚至很多研究增长的经济学家都忽视了不少至关重要的历史细节。而莫基尔却注意到，影响到工业革命“培根计划”的关键组成是三个“C”：清点计算（counting）、分类（classifying）和整理（cataloguing）。在工业革命之前，人们也会测量物质的温度、能量，也偶然会对电压、化学性质进行测量和记录，但准确性、全面性和可靠性，以及知识的传播普及，却在工业革命早期呈现现象级的增长。例如，1712年第一台实用性纽科门蒸汽机面世，六年后，亨利•贝顿就发表了关于计算不同直径汽缸的火力（纽科门式）蒸汽机在不同情况下的功率的文章。这点就反映出当时一个普遍的风潮：为了更好地利用这些发明，人们就需要对这些事物进行测量和试验。
工业革命中的国家和制度
经济学家普遍对国家进行一种规范性功能式的理解：国家作为经济博弈规则的执行者和强制者，从事自由市场无法处理的活动和事务；国家的功能就是维护和平和法治。用时髦的话说，国家是市场的守夜人。但莫基尔却与此不同，并且有点嘲讽地说，如果忽视了历史事实，经济学家的这种看法难免陷入天真。他给出了许多反例。比如在18世纪，英国政府主要的事务是向其他国家发动战争，在增加社会福利方面是缺位的；1700-1850年间，英国公共部门经济活动的核心问题都是战争和公共产品供给之间的此消彼长（第17章）。
莫基尔的研究否定了英国崛起的自由主义贸易神话。他指出，在18世纪的英国，国家并非一开始就接受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相反，在当时的英国，国家成为寻租机制，权势集团和政治精英也利用国家权力为自己寻求排他性的商业特权。在这一期间，英国一直并不是坚持斯密的古典自由贸易理论，而是以重商主义作为主导，即把国家财富和力量最大化，用贸易壁垒来保护本国的商品和利益，并利用军事力量和殖民体系保障自身利益。
莫基尔没有简单化地回答重商主义和自由贸易理论对于工业革命究竟是好还是坏。他也认为，在回答究竟是“强”政府还是“弱”政府有利于经济发展时，答案并不像直接回答“是”或“否”那样简单，而是需要知道现实的复杂性。作为历史学家，莫基尔保持了一种对历史和复杂性的敬畏，指出简单地将启蒙运动视为自由市场经济的胜利这种论点是站不住脚的。相反，这个过程既复杂且漫长。启蒙运动是通过改变身处要职的官员对经济（和社会）运行方式的看法，让人们逐渐认识到国家发挥的双重作用，即承担公民力不能及的活动，保障产权等制度的运行，才逐渐形成一套新的社会信念和知识的。
通过扎实的历史材料，莫基尔弥补了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如诺斯等）研究英国光荣革命和产权模型的不足。莫基尔提醒人们，18世纪的欧洲并不是如同诺斯等人的经济模型中对国家模型的假设。事实上当时的英国国家并没有垄断的政治权力，而是必须和一些非国家机构分享政治权力，但经济学家却通常忽视了这种类国家组织，例如当时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而在工业革命过程中，应当关注国家是如何缓慢地收回这些自治权的。莫基尔批评说，如果认为1700年国家是唯一值得关注的“制度”，那么只会对人产生误导。
此外，莫基尔用历史发展的眼光提醒了“唯制度论者”的错误，这些人抱有一种天真的看法，那就是认为制度能够一劳永逸地确保经济发展。他说道：
“具备有有益于经济发展的制度，以及允许制度随环境变化而变化的灵活性，这两个因素十分重要。鲜有制度特征能始终如一地适宜经济增长。一旦我们摆脱‘法律和秩序好于混乱和犯罪’之类的陈词滥调，就会发现，经济增长对制度的要求取决于经济参数，并随着时间而变化。因此，我们应该判断一个经济体是否从过去继承了恰适的制度，使经济增长成为可能。同时，我们还应该判断它是否拥有灵活的制度，这些制度在必要时能够以相对较小的代价变化和调整。”（第17章）
事实上，以我们现代人的角度来看，18世纪的英国议会充斥着腐败和特权，甚至被少数地主和贵族所把持，更不具有民主的代表性。尽管如此，它仍旧会顾及到其他利益群体，并且也比欧洲其他政体多了一些制度上的灵活性。议会也能够依据议员们的观点修改本国法律。随着启蒙运动的深入，文化的变革，议员们对国家利益的看法也逐渐开明，这些少数精英的变化也驱使英国从重商主义逐渐走向了斯密的自由贸易。莫基尔注意到一些细节的变化：到工业革命孕育初期，议会的法案开始让收费道路公司切实改善路况而不是让政客挥霍，并且开始支持企业家和技术创新者对抗传统利益集团和寻租者，给予发明者奖励，而正是启蒙运动产生出的新的意识心态，缓慢地改变了过去的重商主义、国家保护和民族主义的利益观。
按照莫基尔的观点，“发展型”制度促进经济的发展，“掠夺型”制度阻碍经济发展。但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制度会产生这样不同的后果？他的回答是：“思想信念是一个不错的着手点，但不太可能成为研究的落脚点。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人们如何形成对下列问题的看法，即一个良好、高效的社会是由什么构成的。尽管物质利益和惯性很重要，但劝导（教化）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我们应详尽地研究这些领域的文化信念和规范的演变。”（第17章）这就需要深入到具体的历史细节中。
例如，在工业革命期间，英国制度凭借灵活性优势，能够顺利地适应不断变化的各种观念，能够避免暴力，相对和平地进行制度改革，如1807年废除奴隶贸易以及1833年废除奴隶制度。莫基尔特别强调了启蒙运动思想潜移默化地对政府腐败行为的影响。18世纪，英国政府十分腐败，官员被称为“禄虫”，不仅获得高昂津贴，还通过特权获得各种特许证和寻租机会。直到18世纪后期，统治精英受到启蒙批评家的激烈抨击和压力，也有不少精英接受了启蒙思想，最终对政府运作也进行了改革。莫基尔认为，如果忽视启蒙运动的影响，是无法解释19世纪初英国社会和政坛的寻租活动为什么会大量减少的。正是因为这种意识形态的转变，这种再分配活动的相对收益才急剧减少。
制度和知识并非一成不变
回溯莫基尔的师承，熊彼特仍旧对他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莫基尔对于熊彼特的理论也进一步给予了阐释和补充。他指出，经济增长和创造性破坏息息相关，技术和创新会不断被新的方式取代和淘汰。然而，制度创新同样如此。制度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需要有灵活性。非正式的制度，如文化和意识形态，也是如此。在他看来，世界不存在一套固定的“好”制度让人们一劳永逸地固守和照搬，也没有一套“合适”的意识形态在所有情况下都能够推动经济的增长。比如，在英国经济增长的例子中，“以各种形式呈现的启蒙运动倡导建立一批新制度，清除延续了几个世纪的重商主义政策、法规和社会控制，这些制度的主要目的原本是为了将资源重新分配给在政府有人脉的群体，并增进王国政府的利益……这个崇尚重商主义的世界和美好的新世界格格不入。在新世界里，自由市场、企业家精神和旨在推动技术发展的国际协作驱动着技术持续进步。”（见第十九章）
近些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很大程度上关注经济增长领域。在这个没有大数据、复杂的模型回归和“烧钱”的实验经济学的风潮中，也许莫基尔的获奖能够给予人们更多启发。他专注一个研究主题近半个世纪，并没有随着各种研究潮流而变来变去，甚至所用的研究方法也不是那么时髦，但在研究真正的小问题的过程中也回答了真正的大问题，这也是一种知识的传播和坚守。如莫基尔自己所坚信的那样，信念和知识对经济的影响并非中性，“只要人们的信念会影响他们与其他人以及与自然环境的互动方式，那么意识形态和态度方面的变化就会影响到经济表现。”莫基尔自己认为知识需要被挑战，在很多著作的结尾，他都会鼓励人们挑战和质疑他的观点，因为这恰恰是一个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的荣耀和辉煌。这种知识的谦卑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更值得我们深思。
（注：李晋，思想史、经济史学者。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