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中的国家和制度
经济学家普遍对国家进行一种规范性功能式的理解：国家作为经济博弈规则的执行者和强制者，从事自由市场无法处理的活动和事务；国家的功能就是维护和平和法治。用时髦的话说，国家是市场的守夜人。但莫基尔却与此不同，并且有点嘲讽地说，如果忽视了历史事实，经济学家的这种看法难免陷入天真。他给出了许多反例。比如在18世纪，英国政府主要的事务是向其他国家发动战争，在增加社会福利方面是缺位的；1700-1850年间，英国公共部门经济活动的核心问题都是战争和公共产品供给之间的此消彼长（第17章）。
莫基尔的研究否定了英国崛起的自由主义贸易神话。他指出，在18世纪的英国，国家并非一开始就接受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相反，在当时的英国，国家成为寻租机制，权势集团和政治精英也利用国家权力为自己寻求排他性的商业特权。在这一期间，英国一直并不是坚持斯密的古典自由贸易理论，而是以重商主义作为主导，即把国家财富和力量最大化，用贸易壁垒来保护本国的商品和利益，并利用军事力量和殖民体系保障自身利益。
莫基尔没有简单化地回答重商主义和自由贸易理论对于工业革命究竟是好还是坏。他也认为，在回答究竟是“强”政府还是“弱”政府有利于经济发展时，答案并不像直接回答“是”或“否”那样简单，而是需要知道现实的复杂性。作为历史学家，莫基尔保持了一种对历史和复杂性的敬畏，指出简单地将启蒙运动视为自由市场经济的胜利这种论点是站不住脚的。相反，这个过程既复杂且漫长。启蒙运动是通过改变身处要职的官员对经济（和社会）运行方式的看法，让人们逐渐认识到国家发挥的双重作用，即承担公民力不能及的活动，保障产权等制度的运行，才逐渐形成一套新的社会信念和知识的。
通过扎实的历史材料，莫基尔弥补了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如诺斯等）研究英国光荣革命和产权模型的不足。莫基尔提醒人们，18世纪的欧洲并不是如同诺斯等人的经济模型中对国家模型的假设。事实上当时的英国国家并没有垄断的政治权力，而是必须和一些非国家机构分享政治权力，但经济学家却通常忽视了这种类国家组织，例如当时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而在工业革命过程中，应当关注国家是如何缓慢地收回这些自治权的。莫基尔批评说，如果认为1700年国家是唯一值得关注的“制度”，那么只会对人产生误导。
此外，莫基尔用历史发展的眼光提醒了“唯制度论者”的错误，这些人抱有一种天真的看法，那就是认为制度能够一劳永逸地确保经济发展。他说道：
“具备有有益于经济发展的制度，以及允许制度随环境变化而变化的灵活性，这两个因素十分重要。鲜有制度特征能始终如一地适宜经济增长。一旦我们摆脱‘法律和秩序好于混乱和犯罪’之类的陈词滥调，就会发现，经济增长对制度的要求取决于经济参数，并随着时间而变化。因此，我们应该判断一个经济体是否从过去继承了恰适的制度，使经济增长成为可能。同时，我们还应该判断它是否拥有灵活的制度，这些制度在必要时能够以相对较小的代价变化和调整。”（第17章）
事实上，以我们现代人的角度来看，18世纪的英国议会充斥着腐败和特权，甚至被少数地主和贵族所把持，更不具有民主的代表性。尽管如此，它仍旧会顾及到其他利益群体，并且也比欧洲其他政体多了一些制度上的灵活性。议会也能够依据议员们的观点修改本国法律。随着启蒙运动的深入，文化的变革，议员们对国家利益的看法也逐渐开明，这些少数精英的变化也驱使英国从重商主义逐渐走向了斯密的自由贸易。莫基尔注意到一些细节的变化：到工业革命孕育初期，议会的法案开始让收费道路公司切实改善路况而不是让政客挥霍，并且开始支持企业家和技术创新者对抗传统利益集团和寻租者，给予发明者奖励，而正是启蒙运动产生出的新的意识心态，缓慢地改变了过去的重商主义、国家保护和民族主义的利益观。
按照莫基尔的观点，“发展型”制度促进经济的发展，“掠夺型”制度阻碍经济发展。但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制度会产生这样不同的后果？他的回答是：“思想信念是一个不错的着手点，但不太可能成为研究的落脚点。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人们如何形成对下列问题的看法，即一个良好、高效的社会是由什么构成的。尽管物质利益和惯性很重要，但劝导（教化）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我们应详尽地研究这些领域的文化信念和规范的演变。”（第17章）这就需要深入到具体的历史细节中。
例如，在工业革命期间，英国制度凭借灵活性优势，能够顺利地适应不断变化的各种观念，能够避免暴力，相对和平地进行制度改革，如1807年废除奴隶贸易以及1833年废除奴隶制度。莫基尔特别强调了启蒙运动思想潜移默化地对政府腐败行为的影响。18世纪，英国政府十分腐败，官员被称为“禄虫”，不仅获得高昂津贴，还通过特权获得各种特许证和寻租机会。直到18世纪后期，统治精英受到启蒙批评家的激烈抨击和压力，也有不少精英接受了启蒙思想，最终对政府运作也进行了改革。莫基尔认为，如果忽视启蒙运动的影响，是无法解释19世纪初英国社会和政坛的寻租活动为什么会大量减少的。正是因为这种意识形态的转变，这种再分配活动的相对收益才急剧减少。
制度和知识并非一成不变
回溯莫基尔的师承，熊彼特仍旧对他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莫基尔对于熊彼特的理论也进一步给予了阐释和补充。他指出，经济增长和创造性破坏息息相关，技术和创新会不断被新的方式取代和淘汰。然而，制度创新同样如此。制度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需要有灵活性。非正式的制度，如文化和意识形态，也是如此。在他看来，世界不存在一套固定的“好”制度让人们一劳永逸地固守和照搬，也没有一套“合适”的意识形态在所有情况下都能够推动经济的增长。比如，在英国经济增长的例子中，“以各种形式呈现的启蒙运动倡导建立一批新制度，清除延续了几个世纪的重商主义政策、法规和社会控制，这些制度的主要目的原本是为了将资源重新分配给在政府有人脉的群体，并增进王国政府的利益……这个崇尚重商主义的世界和美好的新世界格格不入。在新世界里，自由市场、企业家精神和旨在推动技术发展的国际协作驱动着技术持续进步。”（见第十九章）
近些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很大程度上关注经济增长领域。在这个没有大数据、复杂的模型回归和“烧钱”的实验经济学的风潮中，也许莫基尔的获奖能够给予人们更多启发。他专注一个研究主题近半个世纪，并没有随着各种研究潮流而变来变去，甚至所用的研究方法也不是那么时髦，但在研究真正的小问题的过程中也回答了真正的大问题，这也是一种知识的传播和坚守。如莫基尔自己所坚信的那样，信念和知识对经济的影响并非中性，“只要人们的信念会影响他们与其他人以及与自然环境的互动方式，那么意识形态和态度方面的变化就会影响到经济表现。”莫基尔自己认为知识需要被挑战，在很多著作的结尾，他都会鼓励人们挑战和质疑他的观点，因为这恰恰是一个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的荣耀和辉煌。这种知识的谦卑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更值得我们深思。
（注：李晋，思想史、经济史学者。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