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右翼进入我脑海，是过去一年的事。最初，它只是一个遥远的政治名词，与我个人无关。自去年起，我几乎每天都在阅读工党的邮件，从这些信息中逐渐察觉到极右翼浪潮正在影响英国政治格局。那时，我知道特朗普代表美国的极右翼，但对“极右”的理解仍然模糊。
直到2025年，特朗普新任政府的大刀阔斧的政策调整，让我第一次意识到，极右翼的理念不仅关乎移民或民族认同，它正在重新塑造民主本身的语气。9月13日，约11万人在伦敦的反移民集会上高呼口号。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极右翼已不再是边缘现象，而是一股需要正面回应的社会力量。
两天后，我向国会议员Neil Coyle（英国华人理事会荣誉主席） 提议举办一场跨少数族裔与多宗教社区的圆桌会议，讨论“归属感与公民身份”。他几乎立刻同意。
两周后，在9月底的工党全国大会上，我第一次注意到 Nick Lowles这个名字。主持他新书讨论会的是工党议员 Alistair Strathern。那本书名为《How to Defeat the Far Right》（《如何战胜极右翼》，HarperNorth 出版，2025年9月25日）。我几乎没有犹豫，立刻决定去听。
我在工党大会结束前，赶到正在撤展的书店摊位，买到了《如何战胜极右翼》一书那是一次让我震动的相遇。因为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在英国生活了20多年，却对“极右”几乎一无所知。我在这里的21年，是从右向左、从顺从到参与的21年；而 Nick Lowles的21年，则是在社会最激烈的边缘与仇恨者交锋的21年。他是英国反极右翼运动的代表人物，HOPE not hate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2016年因其在反极端主义领域的贡献获授MBE勋衔。
在讨论会的提问环节，我几乎是本能地举起了手。当主持人点到我时，我脱口而出：“我有答案。”然后介绍了正在筹备的 British Chinese Council（英国华人理事会，筹建中），并提到11月17日将在下议院举办的跨社区圆桌会议。我当时凭直觉觉得：这个人，我必须接近。
会后我又在会场外遇到他，我们聊了几句。他的态度亲切、温和，却也带着那种英国社会行动者特有的谨慎。我赶在大会闭馆前买下了他的书。
那不是一本抽象的政治书，而是一部30年社会斗争的实录。Nick用清晰的语言解释：极右翼的壮大，并非因为他们更强，而是主流社会失去了说服力。当经济不安全、社区衰败、文化焦虑交织，人们开始把愤怒投射到“他者”身上。极右翼正是利用了这种孤独与恐惧。
他强调，仇恨不会因为指责而消失，必须用希望去取代。HOPE not hate通过研究、行动与社区参与，反对极右与仇恨，并在社区中建立希望——其工作理念常被概括为“对抗仇恨、建设希望”。他们的团队常年深入那些被极右翼渗透的小镇，倾听普通人的焦虑。结果发现，许多人并非真正的种族主义者，而是长期被忽视的普通人。对他们而言，理解比批评更重要，陪伴比标签更有效。
我读完后感到羞愧。过去20年，我始终从“外来移民”的角度观察社会，却从未真正面对英国的愤怒。我开始意识到，反极右翼不是“政治正确”的姿态，而是一次社会修复的实践。
一个月后，我在唐人街再次见到他。那时我已通过邮件邀请他出席圆桌会议，他答应了，愿意担任keynote speaker。那一刻我几乎不敢相信——一位英国社会行动的代表人物，答应为一个新生的华人组织发声。
10月21日，Nick Lowles和我在伦敦唐人街用餐但从那以后，我也开始体会到：信任并不会因为理念相似而自动产生。Nick曾对我说：“You are like a fresh air.” 那是一句我至今记得的话，不是客套，而是真诚的欣赏——他遇到了一个思考方式完全不同的人。然而当我提议成立“British Cross-Community Forum”时，他发来信息：“I don’t think we are ready yet.”
后来我才能明白，Nick的“慢”，并不是文化差异，而是经验的沉淀。他在英国社会行动30年，深知少数族裔社区之间的矛盾与隔阂：宗教、历史、政治立场常常交织在一起，许多社区领导人未必像我这样，把“服务整个社会”作为出发点。他的谨慎，是一种保护——既保护议题的严肃性，也保护合作的可持续性。
而我的“快”，来自初来乍到的热情与理想主义。我相信只要愿意坐到一张桌上，就能修复误解；而他知道，那张桌子要能坐稳，需要时间和信任。我们的不同，并非目标不一致，而是经验不同：他是老兵，我是新人；他知道地形的复杂，我还在摸索前进。在英国的公民社会里，这样的谨慎并非拖延，而是一种对多社群合作的保护性程序——这是我从他身上学到的第一课。
也许我们之间的关系，而是“桥与桥”的对接。Nick也是桥，只是方向不同。他那座桥，从主流通向边缘，用理性、调查、教育，让“中心”理解“边缘”；而我这座桥，从边缘通向中心，用故事、文化、语言，让“边缘”学会相信“中心”。他让制度听懂人，我让人敢走进制度。
我们都在做同一件事——只是起点、方法、节奏不同。他修的是社会结构的理性通道，而我修的是公民情感的归属通道。如果有一天这两座桥能在中间相接，也许那就是“belonging”真正发生的时刻。
Nick的谨慎和我的急切，看似冲突，其实是社会两端的对话。他代表的是英国公民社会的耐心，而我代表的是新移民的勇气。一个社会的成熟，也许正需要这种张力——慢的制度与快的行动，在互相拉扯中寻找平衡。
我知道，我不是他的同行，也不是他的平等者。我只是一个想让少数族裔被看见的人，一个试图进入英国民主核心的学习者。对我来说，赢得他的信任，是为了让这段跨越主流与边缘的对话真正发生。
信任不会一夜之间建立。它需要时间，也需要彼此的耐心。我在学习他的从容，也在提醒自己保持热情的边界。
如果有时我的热情显得有些急切，那只是出于对他使命的深深敬意，以及想与他并肩同行的真诚愿望。
HOPE not hate的力量在于“不让仇恨得逞”；而BCC的使命，是“让归属成为常态”。
我相信，哪怕我只是这场社会对话中微不足道的一环，只要能让这两座桥在英国社会的上空慢慢靠近，我的努力就没有白费。
赢得Nick的信任，不只是为了BCC，更是为了证明——在这个多元的社会里，信任可以跨越身份、背景与经历而生长。
或许有一天，当我们两座桥在中间相接时，不只是BCC 赢得了信任，而是我们共同赢得了一个更包容的英国。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