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特朗普并不甘心于屈从于法院的裁决，败诉第二天他又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款，加征临时15%关税最长到150天。针对他这一作法，3月5日，俄勒冈州等24州又联合提起诉讼，要求阻止特朗普政府宣布实施的新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5月7日裁定，特朗普的这一新关税依然违法（Just Security，2026，1:26-cv-01472）。特朗普仍然不服，继续上诉。特朗普还就推迟90天退还非法征收的关税向法院申请，于3月2日被上诉法院驳回。3月4日美国联邦国际贸易法院又下令，要求美国海关启动全行业退款，覆盖所有进口商。在此之后，特朗普政府又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以“强迫劳动”为由拟向中国等60个国家征收10~12.5%的额外关税，这仍可以被看作关税之争的继续。
另一个重要对抗之处在于，特朗普总统将州国民警卫队联邦化，接管指挥权，并用于镇压各州对ICE滥权的反抗，同时也有着威胁和震慑政敌（民主党）的意味。美国宪法本无国民警卫队的条款，其对应前身是“民兵”。后来美国立法将“组织有序的民兵”视为国民警卫队。根据宪法，国会有权“征召民兵以执行联邦法律、镇压叛乱及抵御入侵”；当民兵被征召时，总统兼任各州民兵总司令。而实际上在特朗普联邦化国民警卫队的各州（市）中，并未发生叛乱或入侵，只是出现了当地民众抗议ICE的暴力执法，因而不满足联邦征召民兵（即联邦化）的条件，并且国会也并没有“征召”，总统也就没有权力担任国民警卫队的总司令。
因而，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纽森于2025年6月诉特朗普，北区联邦法院很快发出禁令，认定总统越权，之后第九巡回法院于12月裁定，联邦政府须将加州国民警卫队指挥权交还纽森（Just Security，2026，3:25-cv-04870）。其它被联邦化或部署了国民警卫队的各州（市）的诉讼也基本上胜诉。如华盛顿特区政府起诉，地区联邦法院裁定长期驻军执法违法（Just Security，2026，1:25-cv-03005）；又如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的诉讼，最后最高法院维持下级法院裁决，联邦暂不得向芝加哥派兵（Just Security，2026，1:25-cv-12174）。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同类诉讼也得到了法院的支持，又经反复，最后地区法院仍禁止国民警卫队进入波特兰（Just Security，2026，3:25-cv-01756）。大多此类诉讼都是以特朗普政府的败诉而告终。只有两个例外，一是哥伦比亚特区，它由于没有州权，被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裁定总统对国民警卫队拥有更大权力（Just Security，2026，1:25-cv-03005）。一是田纳西州，它是共和党州，州长同意派驻国民警卫队。经过司法审查，关于联邦化的总体结果是，国民警卫队进驻州（市）的情况基本上被制止了。
另一个引起大量诉讼的案件涉及“非法移民”。美国独立宣言宣称，“人生而平等”；第五修正案规定，任何人都不能不经法律正当程序，就被剥夺生命，自由和财产；这都涉及到美国宪法在基本人权方面视“任何人”是平等的， 他们的基本权利在美国是受到保护的。美国第十四修正案规定，在美国出生的人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第十五修正案规定，所有公民，无论何种肤色，种族和以前是否奴隶，在权利上是平等的。这种权利平等的规定也会溢出影响对外国人的基本取向。而特朗普的反移民政策在根基上是意识形态的，在实施过程中依赖于对肤色的辨别，是一种被掩盖的种族主义。ICE人员戴着面罩在大街上抓人，强化了他们不负责任的滥权行为，造成社会上的恐慌。更有不少白人公民抗议他们这种作法，他们也蓄谋对这些抗议者施加暴力，枪杀了古德女士和普雷蒂先生。这已经造成了对公民和外国人的基本权利、甚至是生命权的侵犯。
面对ICE对人身自由的威胁，大量的被拘捕者申请人身保护令。据路透社，到2026年2月有愈20200多起，其中至少4421起案件中，被超过400名联邦法官裁定ICE的拘留行为违法（斯蒂芬•普拉格，2026）。针对特朗普政府发布的行政令，规定父母均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卡萨公司等就此诉特朗普政权（Just Security，2026，8:25-cv-00201），多地联邦地区法官签发初步禁令，认定其违反第十四修正案。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和第一巡回上诉法院亦维持禁令。6月30日，最高法院以6：3投票裁决该特朗普行政令违宪（颜亮，熊茂伶，2026）。还有特朗普政权以墨西哥边境“入侵”为由，发布行政令暂停边境非法越境者申请庇护/暂缓遣返，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等提起诉讼，联邦地区法院裁决该行政令违法，特朗普政府继而上诉（知足濯清泉，2026）。
再一个涉及宪法原则的方面，就是利用行政权改变政党力量对比。美国宪法中虽然没有有关政党的规定，但其精神是分权制衡和公平选举。即避免任何两权联合扩大和固化政党优势，破坏公平竞争。任何政党不应利用其执政而改变政党竞争在规则上的平衡。而在特朗普二期以来，他赤裸裸地利用行政权力改变两党竞争格局。一种作法是在惯例时间 —— 10年未到的时候，就提出重划选区，将民主党优势区或少数民族聚集区打散，将其选民稀释到共和党的优势选区中，以此获得选举利益。另一个操作是发布行政命令，要求建立全国性合格选民名单，强制各州按该名单邮寄投票；要求选民提供公民身份证明，要求强制使用带有唯一跟踪条形码的安全选票信封；并提出以收件日而不是寄出日判定投票的有效性。这些措施实际上是很危险的破坏宪政的作法，其目的只是为了其一党长期持久执政，这是一个走向独裁的可怕取向。其结果会根本改变美国的宪政民主性质。
在得克萨斯州（League of United Latin American Citizens (LULAC) et al. v. Abbott），阿拉巴马州（ Alabama v. Alabama Democratic Conference），弗吉尼亚州（Virginia House of Delegates v. Virginia Redistricting）等州，针对选区重划的诉讼都在地区法院得到了支持，以违宪为由推翻了共和党提出的选区地图，但到了最高法院则又被否决，仍维持共和党选区地图。其结果就是增加了共和党的选举优势。有些州的民主党也针锋相对，采取同样方法重划选区地图，如在纽约州，但遭共和党诉讼，被州法院裁定违宪。而在加州，民主党提出的选区地图，被共和党起诉。2026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驳回加州共和党人的紧急中止申请，批准该州启用民主党的地图（Trump et al. v. Bonta）。
针对特朗普政府的制订选民名单和限制邮寄选票的行政措施，2026年4月3日，由23个民主党主导的州+哥伦比亚特区总检察长、宾夕法尼亚州长共同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联邦法院提起诉讼（Just Security，2026，1:25-cv-10810）。该诉讼核心主张是，美国宪法赋予各州主导选举管理的核心权力，总统未经国会许可单方面修改联邦选举程序属于违宪行为。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6月25日裁决，选民资格仅由各州保留，总统无权干预邮寄选票事宜。6月29日最高法院以5：4裁定邮寄选票有效性以寄出日为准（海洋，2026）。
还有一些虽然局部，却是公众关注的案件，如白宫改建案件。在历史保护组织的申请下，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下达初步禁令，要求暂停该项目。因为总统只是白宫的代管者，并非所有者，没有改建权力（中华网，2026）。又如肯尼迪艺术中心的案件。特朗普改组该中心董事会，自任董事长，并将自己的名字加在中心名称之前。此举遭一名董事起诉，一审裁决拆除特朗普相关标识，特朗普上诉被上诉法院驳回。6月13日，该标识被拆除（第一财经，2026）。另一件案件是“反武器化基金”案件。特朗普利用其诉司法部的和解协议，从司法部自有“判决基金”中划出17.76亿美元设立，用于赔偿自称在前政府时期遭受“政府武器化”迫害的个人。这很有可能用于资助那些1月6日骚乱者，奖励其政治支持者。在民间组织诉讼后，弗吉尼亚州东区联邦地区法院叫停该基金，并在后来下达无限期延长的禁令（中华网，2026）。这三个案件虽表现为个案，却象征性和影响面极大，容易直观和理解。它们象征着司法权对行政权越权行为的反击和约束。
总体来看，所有这些诉讼大多数以特朗普政府败诉或不利于它的判决结束。据Justice Security统计，截止2026年7月4日，原告胜诉的案件为282件，特朗普政权胜诉的有133件，还有461件等待法庭宣判或其它情况。原告胜诉率约为68%，应是不错的成绩。由此我们应基本肯定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它在正常情况下，还是依据宪法和法律裁决，并且有效地阻止一些重大的总统越权行为，挽救了美国宪政免于崩坏的局面，尤其是终止了国民警卫队联邦化被用于打击“内敌”，宣布加征关税违宪和非法。
九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有六名是共和党总统提名，其中三名是特朗普提名；三名是民主党总统提名。但在2025年12月部署国民警卫队案的裁决中，最高法院以6：3判决特朗普败诉。其中有五名共和党大法官投了特朗普的反对票，特朗普提名的三名大法官均投了反对票；在2026年2月全球关税案的6：3的投票中，也有五名共和党大法官、包括有两名特朗普大法官投票反对他。这说明他们在这时没有以党派站队。同时也意味着有民主党大法官投票支持特朗普，他们也没有以党派站队。6月29日最高法官以5：4裁决总统干预邮寄选票违宪，也有两名共和党大法官投了特朗普的反对票；更在6月30日以6：3投票维护“出生公民权”，也意味着有三名共和党大法官站在特朗普的对立面。这显现出汉密尔顿强调的法官永久任职的作用，以及他们自己对美国宪法的忠诚，使得他们可以独立地进行裁决，而没有党派政治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