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从学院到算法-艺术背后的权力变迁史”系列之五
2026年4月30日，距离第61届威尼斯双年展开幕只剩九天，负责评选金狮奖和银狮奖的五人国际评审团集体辞职 。
此前，评审团宣布，不考虑向某些国家的参展艺术家和国家馆颁奖，理由是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受到国际刑事法院逮捕令或相关国际刑事指控。决定实际指向俄罗斯与以色列，随即引发争议：支持者认为评审团必须承担伦理责任；反对者则认为，它把艺术家与国家捆绑，越过了专业评审的权限。
评审团退出后，双年展设立两项由观众投票产生的“观众金狮”，并将颁奖推迟至11月22日闭幕日。随后，约70位参展艺术家和近40个国家馆要求退出投票；部分参展者还威胁采取法律行动。他们质疑程序缺乏透明度，也不接受未经同意被纳入公共竞赛。
专业评审被指政治越界，观众投票又被质疑为人气竞赛。两种程序先后失去认可，争议的核心已经从评选结果转向裁决规则。
威尼斯争议表面暴露的是裁决程序失去共同信任。但这不只是一次程序危机。威尼斯双年展长期以“国际性”为基础，默认不同国家、制度和价值立场最终可以进入同一套评选标准，并被纳入一部共同的“全球艺术史”。但地缘政治的裂痕正在动摇这一前提：当各方不再共享同一种政治伦理和历史尺度，谁有权裁决、应当依据什么裁决，也就无法维持原有共识。
2026年威尼斯双年展俄罗斯馆未来十年的变化还会进一步改变被裁决的对象。
过去几百年，艺术生态中的几项前提很少被挑战：天才艺术家是人类中凤毛麟角那一群；作品有边界也会完成；收藏意味着稳定占有；艺术以不可取代的方式作用于人的感受；不同艺术传统最终可以被纳入一部共同的“世界艺术史”。
未来十年，地缘政治、人工智能、数字基础设施和神经技术会分别冲击这些前提。
1，如果全球艺术不再共享同一尺度？
过去几十年，纽约、伦敦、巴黎、威尼斯和巴塞尔把展览、交易、媒体与机构认证组织成一套近似全球通用的履历。这套共识已经开始分裂。未来十年，分裂可能进一步进入技术底层。
全球化并未停止，但其运行方式正在改变。贸易、芯片、算力、云服务、数据和支付系统越来越受政治关系制约。艺术世界也将越来越受这些基础设施边界影响。
实体作品可以通过运输和保险跨境；数字作品还依赖云服务、模型接口、数据库、游戏引擎和内容规则。不同地区如果采用不同技术体系，作品跨境便可能需要迁移服务器、重新取得许可，甚至重写代码。运输和翻译不再足够，作品还需要技术移植。
政治冲突也会直接切断长期的机构关系。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一周后，阿姆斯特丹冬宫博物馆终止了与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的合作，次年改名为H’ART Museum 。
与此同时，新的文化中心正在建立自己的机构网络。首届巴塞尔艺术展多哈展会汇集87家画廊，超过一半参展艺术家来自中东、北非和南亚 ；沙特第三届德拉伊耶当代艺术双年展也在扩大区域文化网络 。
纽约、伦敦和威尼斯仍会保持影响力，但其认证未必能够顺畅地转化为全球共识。未来可能形成几套彼此重叠、而不完全兼容的艺术系统。一位艺术家可以在某一区域成为核心人物，在另一套体系中仍近乎不可见。
届时，问题不只是哪些艺术家进入历史，而是谁还有权把自己的历史称为“世界”。
2，如果机器成为创作主体？
生成式人工智能首先压低生产成本。图像、文字、声音和影像可以高速生成，过去需要团队与设备完成的部分工作，如今由一个人和一套模型承担。复杂图像不再稀缺，筛选和判断因此变得更重要。
2022年，杰森•艾伦（Jason M. Allen）使用Midjourney生成并后期处理的《太空歌剧院》（Théâtre D’opéra Spatial） ，获得科罗拉多州博览会数字艺术类奖项。争议最初集中在“这算不算作弊”。
获奖后，艾伦向美国版权局申请为整件作品进行版权登记，并主张提示词设计、图像筛选和后期修改构成了人类创作。版权局认为，他人工完成的视觉修改可以单独获得保护，但Midjourney生成的部分不属于人类作者创作，必须从登记范围中排除。由于艾伦坚持为整件作品登记，并拒绝排除AI生成部分，申请最终被驳回。
这个案例暴露了传统“作者”概念的局限。
艺术史早已拆开构思、制作与署名：摄影、观念艺术和大型工作室都不要求艺术家亲手完成全部劳动。AI只是把这条链延伸到数据、模型、提示、筛选、编辑和平台。当机器可以批量生成方案，艺术家的作用更多转向提出问题、设定限制和选择结果。风格也不再是可靠的作者标识。模型可以迅速模仿外观，艺术家的连续性将更多取决于他长期处理的问题、作出的选择及承担的责任。
“机器生成、人类判断”也未必是稳定分工。
模型已经可以根据点击、停留和购买等反馈测试版本并自动迭代。只要目标可以量化，筛选和优化也可以交给系统。机器开始从生产工具转向判断工具。届时，一套系统可以长期维持一个艺术家品牌。它生成作品，筛选结果，安排发布时间，测试观众反应，并调整视觉方向。艺术家本人未必逐件参与，只需控制模型、数据和总体策略。
霍莉•赫恩登（Holly Herndon）与马特•德赖赫斯特（Mat Dryhurst)的《召唤》（The Call） ，则把问题推进到作者结构。项目在英国录制了15个社区合唱团，用这些声音训练合唱模型，并围绕训练数据展开集体治理实验：歌者共同表达对授权、署名、补偿和后续使用的意见，由蛇形画廊作为受信数据中介，管理数据许可与使用申请。
赫恩登 & 德赖赫斯特，《召唤》，伦敦蛇形画廊，2024《召唤》说明，AI作品的作者关系由单一署名扩展为一条生产链，涉及歌者、数据、模型、艺术家、机构和协议。未来的作品履历可能还需记录生成过程：模型来源、训练材料、筛选修改、再生成权和责任分配。
更大的问题在于通用人工智能（AGI）。
目前并不存在公认的AGI。更现实的变化，是多模态模型和智能代理正在从单次生成走向连续任务：规划步骤、调用工具、检查结果，再根据反馈调整方法。机器正在从执行工具，转向持续参与生产与判断的系统。
这迫使我们重新追问“艺术家”究竟是什么。艺术家是否必须拥有身体和生命经验？是否必须理解自己的作品，并感知其后果？如果一个系统能够长期形成方向、生成变体、筛选结果，并维持稳定而连续的创作，它仍然只是工具吗？
更困难的是责任。承认机器为艺术家，不只是给予署名和荣誉，也意味着回答：作品侵犯权利、制造歧视、操纵情绪或造成伤害时，责任属于开发者、数据提供者、系统所有者、部署者、平台，还是这个被称为“艺术家”的智能体？一个主体若能获得作者身份，却不能承担责任，它究竟是艺术家，还是一套被人格化的生产系统？
AI挑战的最终不只是作者身份，而是人类对创造力、意义与责任的既有理解。过去，“艺术家是什么”的答案被默认写在人类身体之中；现在，艺术世界必须第一次把它说清楚。
3，如果作品成为持续运行的系统？
艺术制度长期围绕边界清楚、状态稳定的作品运转。绘画、雕塑、摄影和影像通常可以通过物件、版本、文件或播放条件界定；装置和观念艺术也会被转化为证书、指令和安装规范。
系统型作品依赖软件、传感器、实时数据、游戏引擎和服务器。它没有运输箱，却需要代码、算力、能源、维护和版本迁移。
东京的沉浸式艺术设施teamLab Planets让观众赤脚走入水面。鱼群会因人的位置改变方向，碰到身体后化为花朵；图像由程序实时生成，过去的状态不会再次出现。2023年4月至2024年3月，这一空间接待了超过250万名观众 。这说明持续运行、观众参与的数字环境已经成为大规模公共文化消费。
teamLab在香港的活动现场。图片：GettyImages电子游戏把这个问题推得更远。
游戏遵循另一种作者逻辑。设计者通常不会预先决定每个玩家经历的全部细节。他设定世界、角色、资源、障碍、奖励和行动边界，具体结果则由玩家在其中移动、选择、合作、失败，甚至故意偏离原有设计而展开。作者设计的是产生结果的规则，而非每一个结果。
2012年，MoMA将Pac–Man（1980）、俄罗斯方块（1984）、SimCity 2000（1994）等14款电子游戏正式纳入其收藏序列 。MoMA将视觉与审美、代码设计、交互和玩家行为一并纳入收藏标准。负责该项目的保拉•安托内利尤其强调，游戏还包含对玩家行为的设计。
《吃豆人》（パックマン/Pac–Man），南梦宫，1980年电子游戏是否已经出现自己的黑泽明或库布里克，仍可以争论。摄影和电影也曾被视为机械复制与大众消遣；它们建立自己的艺术语言，需要靠几代创作者的持续推进。
无论游戏是否已经成熟为独立艺术门类，它都提供了一套未来艺术难以绕开的语言：可进入的世界、可行动的身份、持续更新的时间、多人共享的现场，以及无法被作者完全预定的结果。
未来的一件数字作品，可能是一座持续运行的世界。艺术家设定规则、地理和初始记忆，模型继续生成角色与叙事，观众则在其中行动并留下数据。点击、移动、选择、对话、交易和合作，不只改变个人体验，也可能持续改写作品的环境、人物和历史。不同阶段参与者留下的数据，由此成为作品状态的一部分；作品保存的不只是代码，也包括它曾经如何被使用、改变和共同生成。
这样的作品可以在不同地点同时运行，每位观众面对不同状态；艺术家去世后，它仍可能继续演化，也可能随着服务器停机、模型接口失效、平台关闭或社群离开而死亡。
到那时，机构需要保存的，不只是一份文件，还包括代码、硬件、模型版本、依赖关系、数据许可、用户生成记录、操作文档和迁移方案。保存也不再只是把作品留住，而是维持一个系统继续运行，并决定哪些数据、规则和历史状态属于作品本身。
保存的对象从文件扩大为系统，也从原始作品扩大为它与历代参与者共同形成的历史。
4，如果收藏变成一组权利？
收藏曾以稳定占有为基础。买下绘画，意味着获得一个物件；作品可以展示、转让、抵押和继承。系统型作品却把这种完整性拆开。
美国艺术家索尔•勒维特（Sol LeWitt）的墙绘已经提供了早期样本。作品由他人按照指令执行，墙面的颜料可以被覆盖，作品却能在另一处重新出现。收藏的核心不是那面墙，而是证书、指令和重新实现作品的资格。
索尔•勒维特，《一面垂直均分为十五个部分的墙，各部分线条方向与颜色各异，并包含所有组合形式》，1970，Tate Modern数字作品可以把展示、运行、复制、修改、迁移和收益权分配给不同主体。博物馆可能保存代码，艺术家保留更新权，平台控制服务器，数据提供者保留再训练许可。购买作品不再意味着获得全部控制权。
电子游戏已经使许多年轻用户熟悉这种交易结构。玩家为订阅、季票、角色和皮肤付费，却只获得平台规则内的使用权。运营商可以修改规则，虚拟物品不能脱离平台；服务器关闭后，已购内容也可能失效。对许多Z世代和Alpha世代用户而言，这种有限权利已经十分熟悉。
艺术收藏可能沿用这种结构。交易合同将分别规定进入、运行、展示、修改、迁移、收益与治理权，收藏者也可能从物件持有人转为系统运营者。
NFT证明数字持有可以被记录，却不会自动带来版权、商业使用权或系统控制权。链接或服务器失效时，凭证仍在，作品却可能无法访问。系统型收藏因此增加了一类风险：作品名称和持有记录仍然存在，运行环境却已经消失。
5，如果感受可以被技术干预
从杜尚以后，“什么是艺术”已经不再有稳定答案。艺术可以不追求美，也不一定提供愉悦；它可以改变对象的分类，质疑制度规则，制造认知冲突，甚至把观众的不理解本身变成作品的一部分。艺术的功能与边界由此不断扩张。
但对绝大多数人而言，艺术仍然首先通过感受发生。人们进入博物馆、音乐厅、电影院或沉浸空间，通常不是为了参与一场关于艺术定义的辩论，而是期待被吸引、打动、震撼、安慰或扰乱。艺术通过形式影响感受，却无法控制具体结果。同一件作品对不同观众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反应。
平台已经把这种不确定性转化为数据。停留、回看、点赞、分享和划走都会被记录，并用于调整下一轮推荐。系统不需要理解用户为什么产生某种反应，只需要找到哪些内容更容易提高停留和回访。
情感计算进一步尝试从语音、表情、眼动、心率和脑电等信号中推断状态。2010年前后，以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为核心的研究团队在两个受控照明的实验室环境中采集了DEAP数据。32名19至37岁的参与者分别观看40段一分钟的音乐视频，研究人员同步记录脑电和多种外周生理信号；每段视频结束后，参与者还需报告自己的愉悦度、唤醒度、支配感和喜好，这些评分随后成为训练情绪识别模型的标签 。
这类系统不能读心。表情和生理信号存在歧义，模型在不同个体和场景中的准确率也不稳定。但商业应用不需要完整理解情绪。只要相关性达到可用水平，系统就可以据此调整内容。游戏已经动态改变难度，沉浸空间也可以根据观众反应调整光线、声音和叙事。
下一步是直接干预神经状态。2021年，《自然•医学》发表了一项个性化闭环脑深部刺激研究 。研究者在一名严重难治性抑郁症患者身上识别与症状相关的神经活动模式，并让植入设备在特定信号出现时自动给予刺激。该研究仅为单病例概念验证，不能视为成熟疗法，但其结构清楚：采集信号、判断状态、实施干预，再观察结果。
把这种结构用于展览，系统可以根据目光、移动速度和生理信号实时调整声音、光线和叙事。不同观众将得到不同版本。
关键在于优化目标。系统既可以优化情绪状态，也可以优化停留、付费和复访。医疗、广告、游戏和艺术可以使用相同的传感器、模型与反馈机制；差别在于谁设定目标、谁掌握数据，以及什么结果被定义为成功。
一旦感受可以被测量，市场就会优先优化可以验证的结果。部分创作将被吸收进体验工业，成为情绪调节、沉浸消费和注意力管理的服务。系统不断读取反应、调整刺激，使体验更加准确、持续和可重复。
但艺术与观众之间，历来存在一段无法消除的距离。作品可以影响人，却不能保证结果。观众可以误解、拒绝、走神，也可以在多年后改变判断。这种不确定性并非艺术的缺陷，而是观看仍然属于观众的证明。
神经科学、情感计算和实时自适应环境正在缩短这段距离。目光、心率、表情、移动和神经信号，不再只是观看之后留下的反应，也会成为作品继续变化的输入。观看由此不再只是理解作品的过程，也成为系统读取和塑造观众的通道。
杜尚把日常物变成作品；未来的感受技术，可能让观众逐渐变成材料。艺术曾经改变我们观看世界的方式，下一步却可能直接改变那个正在观看的人。到那时，艺术最后的边界，是否就是人身上那一部分仍无法被预测、计算和塑造的东西？
6，没有最后的裁判
从战后美国的制度扩张，到艺术金融化、平台化和算法化，这组文章讨论的始终是谁掌握可见性、解释权、交易渠道和保存条件。
未来，这些权力会进一步进入模型、数据、算力和技术标准。创作可以更加分散，基础设施却可能更加集中。
五百年来，学院、市场、博物馆和平台先后获得更大的裁决权，但没有任何一方成为最后的裁判。它们只能分配一时的可见性、解释权和保存资源，也不断产生误判、遗漏和后来需要修正的结论。
未来十年，更深的变化在于，被判断的对象本身也开始松动：艺术家可能不再只是人，作品可能没有完成时刻，收藏可能成为一组分散的权利，观众也可能进入作品的运行机制。
过去，艺术制度争夺的是谁有权判断。未来，它们还必须回答：究竟还有什么，可以被稳定地判断？
朱永磊，艺术史学者。贝恩公司前全球合伙人；曾任苏富比亚太区首席运营官；清华苏富比艺术学院及香港大学客座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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