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逝世，享年88岁。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他始终高产创作，直到生命最后阶段仍未停笔。他是英国最受欢迎的艺术家，也是世界范围内极少数家喻户晓的画家之一。早在1959年就读于英国皇家艺术学院(Royal College of Art)时，他已被誉为天才素描家。此后七十年间，他创作了大量描绘地点与人物的绘画：这些作品以晶莹剔透、风格化却观察入微的写实风格，令人一眼着迷，同时又是高度精妙的图像构成。霍克尼曾说：“我认为这个世界是美丽、令人兴奋而又神秘的。”他的绘画传达的正是这种愉悦。
霍克尼凭借充满享乐主义色彩的洛杉矶绘画成名，其中包括《彼得走出尼克的泳池》(Peter Getting out of Nick’s Pool)和《更大的水花》(A Bigger Splash)——在后者中，他花了好几天时间，只为描绘水花飞溅的一个瞬间。此外，他还创作了一批独具原创性的双人肖像，画中光鲜亮丽的家庭空间被描绘得一丝不苟，例如《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与唐·巴查迪》(Christopher Isherwood and Don Bachardy)——这对伴侣是好莱坞最早公开出柜的同性伴侣之一——以及《克拉克夫妇与珀西》(Mr and Mrs Clark and Percy)，画中人是他的时装设计师朋友西莉娅·伯特韦尔(Celia Birtwell)——她一直到他晚年仍是他的缪斯——和奥西·克拉克(Ossie Clark)，背景是两人婚姻陷入困境时期位于诺丁山门(Notting Hill Gate)的公寓。作为战后性与阶级、品味与金钱诸多变革的标志性图像，这些作品成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图标：基调明朗、情绪振奋，洋溢着自由感和新可能性带来的兴奋。
此后半个世纪里，随着当代艺术日益走向观念化和晦涩封闭，作为一位技艺精湛的具象画家，霍克尼因其面向大众、易于亲近而格外突出。他在1977年说：“不幸的是，现代艺术内部存在一种对大众的轻蔑。我确实想创作对很多人有意义的画。我认为只给艺术圈那25个人看的画简直疯狂而荒谬。”与此相反，他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观众：2020年3月疫情期间，他在Instagram上发布了一幅用iPad绘制的诺曼底花园中的黄水仙，并配文“请记住，他们取消不了春天”，一时成为全球新闻。
和他那些引人入胜的绘画一样令人着迷的，是他在公众面前直言不讳、幽默风趣、总是烟不离手的形象，那股叛逆气息从未完全消失。在“摇摆的六十年代”的伦敦，他是那个快乐地公开身为同性恋者的金发耀眼人物，戴着猫头鹰般的大眼镜，以《我们两男孩永远紧紧相依》(We Two Boys Forever Clinging，1961)等作品中简练、机智的男性形体描绘震惊了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当时同性恋在英国仍属非法，而他的导师罗杰·德·格雷(Roger de Grey)的反应是：“嗯，我希望他们别再靠得更近了。”
87岁时，霍克尼画了一幅张扬华丽的自画像：身穿花呢西装，一手夹着香烟，一手拿着蜡笔。这幅作品被用来宣传他2025年在路易威登基金会(Fondation Louis Vuitton)举办的展览，却因涉及尼古丁而被巴黎地铁禁止张贴。无所谓：90万名观众涌向他的路易威登基金会展览，而霍克尼——他说“我抽烟是为了我的心理健康”——继续抽他的大卫杜夫麦格纳姆雪茄(Davidoff Magnums)。
大卫·霍克尼1937年出生于布拉德福德(Bradford)，是一个亲密家庭中五个孩子里的老四。父亲肯尼斯(Kenneth)是会计文员，同时是拒服兵役者和坚定的反吸烟活动人士；母亲劳拉(Laura)是循道宗信徒和素食者。霍克尼抛弃了父母的信仰，却保留了他们那种信念的强度；从他拒绝为英国皇家艺术学院最后考试撰写规定论文那一刻起，他就顽强而成功地走上了自己的路；学院最终修改规定，让他得以毕业。
在离开学院前，他已与艺术经销商约翰·卡斯明(John Kasmin)签约；1963年，他的首次个展《有人物的图画》(Pictures with People In)销售一空。卡斯明回忆说：“我立刻就知道自己手里有一位明星，不过大卫并没有自满。他非常从容而优雅地接受了这一切。”
1964年，霍克尼搬到洛杉矶：“当我从空中飞过圣贝纳迪诺(San Bernardino)，看见那些游泳池和房子……我抵达这座城市时，比以往到达任何一座城市都更激动。”加州为他提供了空间、阳光和性——一种波西米亚式的同性恋文化——以及一片尚未被绘画充分描绘的地貌。“我突然想到：‘天哪，这个地方需要自己的皮拉内西(Piranesi)……所以我来了。’”在描绘阳光灿烂的泳池、棕榈环绕的现代主义建筑和延伸至无尽远方的公路时，霍克尼发展出一种绘画语言：明亮、洁净的线条，丰润的色彩和几何感，决定了他此后整个艺术生涯的方向。
同样如此的，还有他的自传式表达方式：他描绘的是由家人、朋友和恋人组成的圈子。他的绘画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他与男友彼得·施莱辛格(Peter Schlesinger)的关系：从1967年那幅充满欣喜、沐浴在光线中的床上半裸像《房间，塔扎纳》(The Room, Tarzana)，到1972年关于两人分手的《艺术家的肖像（泳池与两个人物）》(Portrait of an Artist (Pool with Two Figures))。后者在2018年以9030万美元成交，创下在世艺术家作品拍卖纪录。霍克尼20世纪70年代的伴侣格雷戈里·埃文斯(Gregory Evans)在两人恋爱关系结束后继续担任他的工作室经理，并在大约40年间成为约40幅肖像的主角。直截了当的肖像画——其中最出色的是那些潇洒、深情而流畅的素描——是他一生的乐趣。
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霍克尼往返居住于洛杉矶、伦敦和巴黎之间；他于1979年在好莱坞山购置住所。在这段时期，他在各种媒介中不懈试验：多样的版画、立体主义式的照片拼贴，以及耀目的舞台设计——始于1975年为格林德伯恩(Glyndebourne)制作的、以交叉线条为特色的《浪子的历程》(The Rake’s Progress)。每一种媒介都激发了另一种媒介。戏剧突出了幻象和人为构造，由此为他令人眩晕的加州风景画打开了一种新的扁平化空间感，例如《尼科尔斯峡谷》(Nichols Canyon，1980)和《太平洋海岸公路与圣莫尼卡》(Pacific Coast Highway and Santa Monica，1990)。
后来，霍克尼回到英国，用油画、水彩、炭笔和影像，在户外描绘自己童年时代的约克郡田园风景，把在美国形成的广阔视野和宏大尺度带回英国。这一创作持续十余年，最终汇聚为英国皇家艺术学院2012年的轰动展览《更大的图景》(A Bigger Picture)。
2019年，他迁居诺曼底，部分是为了向莫奈(Monet)致敬，在那里创作了一组同样宏大的系列作品，记录四季变换，其中大部分先在iPad上以彩色绘制，再制成大幅喷墨打印作品。他目前在蛇形画廊(Serpentine)展出的《诺曼底的一年》(A Year in Normandie)被誉为其iPad作品中最具说服力、最动人的一组，是对田园传统的一次当代重塑。
正如他的画作所显示的那样，霍克尼本人富有魅力、慷慨、温暖、忠诚而又脚踏实地。面对耳聋和身体衰弱，他保持坚忍；即便坐在轮椅上，他仍精力充沛地亲自编排展览；晚年，在最后一任伴侣让-皮埃尔·贡萨尔维斯·德·利马(Jean-Pierre Gonçalves de Lima)的悉心照料下，他常以“热爱生活”(Love Life)作为留言的结语，而他也确实尽情热爱生活。他说：“我很幸运，看雨滴顺着窗玻璃滑落，就足以让我感到快乐。我的绘画的意义和目的，就是愉悦与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