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6日、7日、8日，世界瞩目的2025年度诺贝尔科学奖（包括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和化学奖）被陆续公布，获奖者包括三名美国人、两名日本人以及英国、法国和澳大利亚各一名。今年比较引人注目的是，时隔四年后，日本两名科学家分别获得生理学•医学奖和化学奖。
就在2025年度诺贝尔科学奖刚刚公布后的10月9日，一家英国教育数据分析机构泰晤士高等教育（THE) 发布了世界大学排名榜，排名前十的有七所美国大学和三所英国大学，中国大陆的几所著名大学排名紧随其后，如清华大学排名12，北京大学排名13，不仅远排在日本东京大学（排名26）和京都大学（排名61）前面，甚至还排在诺贝尔科学奖（以下简称“诺奖”）得主72人的哥伦比亚大学（排名20）、诺奖得主62人的芝加哥大学（排名15）、诺奖得主50人的康奈尔大学（排名18）之前。（注1）几个月前，英国另一家国际教育市场咨询公司QS也公布了世界大学排名，中国大陆的几所著名大学排名也很靠前，如北京大学排名14，清华大学排名17，不仅远排在东京大学（排名36）和京都大学（排名57）前面，也高于诺奖得主88人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与清华并列排名17）、诺奖得主44人的普林斯顿大学（排名25）、诺奖得主34人的耶鲁大学（排名21），哥伦比亚大学仅排名38。（注2）
按照英国这两家公司的世界大学排名，在自然科学方面的三大世界权威奖项——诺贝尔科学奖、数学菲尔兹奖和计算机科学图灵奖得主均为零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竟然已成了“世界超一流大学”！
中国大学与欧美大学之间有许多不可比性。例如，西欧的一些大学成立于中世纪，经历了几百年的历史。二战之前，欧洲大学不仅在科学研究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在社会科学方面也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出现过许多有世界影响的思想家。2000年我在英国参观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参观牛津大学时，我想到了17世纪牛津大学毕业生中至少有两大哲学家，即政治哲学之父托马斯•霍布斯、自由主义之父约翰•洛克。参观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时，又让人想到了17世纪三一学院毕业生中有哲学家和实验科学的创始人弗朗西斯•培根、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艾萨克•牛顿。当时听到介绍说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已有五十多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
同样，中国大学与美国大学也有许多不可比性。10年前，我在《中国大学目睹之怪现状》一文中就已指出：“事实上，美国大学之所以能吸引全世界的人才是有着得天独厚条件的：第一，二战前希特勒的反犹政策导致世界科学中心从德国转到美国；第二，美国以世界最通用的英语为官方语言；第三，美国是最大的移民国家；第四，美国是高度发达国家，名牌大学终身教授平均年薪较高——无需用高出本地教授几倍的高薪就能吸引外国人才；第五，美国的顶级大学多为私立大学。”（注3）实际上，在美国大学或研究机构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许多人是外国学者或在其他国家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归化者。
相对而言，中国大学与日本大学在许多方面都有可比性。例如，中日两国最古老的大学也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又如，在自然科学研究方面，中日两国大学都主要是二战以后才发展起来的；再如，中国著名大学都是国立大学，日本许多著名大学（如原帝国大学）也是国立大学（注4）；此外，在语言文化方面，属于汉字文化圈的中日两国大学都与欧美有着明显的差异。
然而，从中国大学和日本大学的世界排名来看，这些年的世界大学排名与诺贝尔科学奖获得率的关系让人感到反差很大。因为无论是QS公司还是THE的世界大学排名，中国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都远高于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然而，在诺贝尔科学奖获得情况来看，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获奖数目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
一个大学获得诺贝尔奖的标准是获奖者为该大学本科或研究生（硕士或博士）毕业生，在该大学长期担任教学科研职务，短期任职但在该大学工作期间做出获奖成果。按照这样的标准，到目前为止，日本诺贝尔科学奖得主达到27人（化学9人、物理学12人、生理・医学６人），其中三人获奖时已加入美国国籍，但都是日本大学的毕业生（东京大学毕业生二人、德岛大学毕业生一人）。在日本大学中获诺贝尔科学奖主要集中在原帝国大学，如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名古屋大学、大阪大学、东北大学、北海道大学等。其中，获得诺贝尔科学奖最多的是京都大学（诺贝尔科学奖得主13名），东京大学（诺贝尔科学奖得主10名）。（注5）此外，京都大学菲尔兹奖得主两名，东京大学菲尔兹奖得主一名。
在中国，只有屠呦呦一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2015年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虽然屠呦呦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但第二年1952年北京大学医学院就脱离了北京大学，独立建院并更名为北京医学院。所以，屠呦呦毕业于北京医学院，而非北京大学毕业生。虽然清华大学近年来引进人才吸引了一些世界知名科学家，如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菲尔兹奖得主丘成桐、图灵奖得主姚期智，等等，但他们都不是清华大学毕业生，他们都是在美国大学作出杰出科研成果而获奖的。因此，到目前为止，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尚无一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也无菲尔兹奖得主。
尽管诺贝尔科学奖也有极个别成果在获奖后被证明纯属谬误，但总的来讲，诺贝尔科学奖仍然是世界公认的最具权威和最有影响也是最少争议的奖项。一所大学能有多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至少表明该大学培养出一些杰出的科学家或该大学的教学科研人员做出了具有世界意义的原创性成果。至少可以说，英国两家公司的世界大学排名完全无视诺贝尔科学奖是一个重大缺陷。（注6）
虽然评判大学可有不同标准，但应有几项目前时兴的世界大学排名完全无视的学术标准：第一是学术自由。20世纪30至40年代正是由于纳粹极权统治彻底摧毁了大学的学术自由，导致世界科学研究中心从德国转到美国。第二是有较多公认的世界意义的原创性成果，诺贝尔科学奖、菲尔兹奖、图灵奖等世界公认的权威学术奖项都可作为指标。第三是培养出大批杰出的科学或学术人才。第四是有一批杰出的学者，1931年清华校长梅贻琦《就职演说》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至今并不过时，仍应为大学优秀与否的重要标准。
若按照这些标准衡量中国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可以看出与世界大学排名有很大的反差。首先，二战以后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以及其他日本大学的学术自由程度甚至可以说高于欧美国家的大学。（注7）而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学术自由仍然只是愿景。其次，关于有公认的世界意义的原创性成果以及培养出大批杰出的科学人才，前述京都大学和东京大学获得诺贝尔科学奖人数达23名，而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获得诺贝尔奖人数为零。
大学有无一批杰出的学者或大师级学者，甚至可以说是衡量一所大学是否具备世界一流水平最重要的标准。关于杰出的学者，在自然科学方面还有些国际公认的标准，如诺贝尔科学奖、菲尔兹奖以及图灵奖等等，然而，在人文社科方面，除经济学之外鲜有国际公认的获奖标准。自196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以来，该奖几乎为美国经济学家垄断了（占三分之二以上），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学家都与此奖无缘。
人文社科学者研究大都涉及本国相关领域的研究，很难有统一衡量标准。国际法学大概属于极少数有统一衡量标准的学科，但由于近现代国际法是从欧洲发展起来的，对多数中国和特别是日本国际法学者来说也有语言文化方面的隔阂。例如，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在日本留学时认识一位著名国际法学者——毕业于东京大学的东北大学教授山本草二，他在海洋法、外空法、国家责任、国际刑法、国际行政法等诸多领域都有开创性研究成果，即使在欧美如此广泛深入地研究这些领域的国际法学者也很罕见。1983年我在北海道大学读硕士课程时，我的导师杉原高嶺教授邀请山本草二教授为我一人授课两周（集中讲义）。（注8）多年后，一些日本国际法学者（包括东京大学、九州大学和上智大学的国际法教授）都为此很羡慕，并说我当时应该录音。虽然山本草二能非常熟练地阅读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等多种语言的外文论著，但他从未出国留学，也没有到外国大学从事过研究，所以英语口语不大流利。
1996年《海洋法公约》第五次缔约国会议选举国际海洋法法庭首批21名法官，山本草二当选为法官。中国首任国际海洋法法庭法官是早年获哈佛大学法学博士、80岁高龄的北京大学教授赵理海。国际海洋法法庭成立后不久，赵理海教授跟我说，日本籍法官开会时很少发言，不知水平如何？我回答说，山本草二不仅对海洋法，对国际法其他许多领域都有精深研究，只是英语口语不行。在法庭审理第一个案件M/V“SAIGA”号案后，由各位法官写出法律意见，赵理海教授告诉我说，山本草二写的法律意见水平最高。实际上，在日本战后真正具有大师级水平的国际法学者，如已故的京都大学教授田畑茂二郎和山本草二教授，都因不大用英语写作国际知名度不高，但在日本国际法学界深得敬佩。
中国1949年前大学毕业的老一代国际法学者多有外国教会学校学习或英美留学经历，改革开放以后新一代中国国际法学者不少人有英语国家留学或在欧美工作经历，因而在英语口语方面有一定优势（日本国际法学者有留学经历者很少）。然而，在研究水平方面两国学者有明显的差距。例如，日本学者在国际法基本理论、国际法学说史、国际司法制度、国家责任、国际组织法、国际立法、自卫权、海洋法、外空法、国际人道法、中立制度等领域都有较多高水平的专著，其中不少达到世界级水平，而中国学者的高水平国际法专著很少，达到世界级水平的专著寥寥无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世界许多著名大学在人文社科方面有一个特殊领域，即中国史学或汉学也有统一的学术标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1949年以前有不少文史哲的大家学者，都属于“国学大师”或“史学大师”，但没有研究外国或世界历史的大师级学者。
实际上，日本在二战以前的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就已有许多完全能与中国“国学大师”比肩的研究中国历史的大家学者。例如，京都大学教授和“京都学派”主要奠基人内藤湖南对中国史学、经学、佛学、考古学、甲骨学、金石学、文字学、敦煌学、目录学、政治学、蒙元史、满洲史、经济史、思想史、学术史、艺术史、外交史等领域都有独到的研究。曾任北京大学历史教授的张广达指出：“‘内藤史学’称得上波澜壮阔，他着力的内容与王国维的研究有部分的重合，但是历史认识论、中国文化论、中国中古文化和中世过渡理论、清史、中国近世论和共和制度论、满蒙史等，则是王国维注意所不及者。”（注9）王国维是20世纪初中国最有学问的国学大师，大概是史学大师陈寅恪唯一敬佩的学者。张广达还指出：“古往今来，很多假说或学说的寿命难能长久。内藤的唐宋变革说则不然，作为中国近代史学论域中提出的最早的一种假说，将近百年来，仍在服役，被人经常引用；作为富有宗旨的学说，他在今天依然带动着学术研究。”（注10）
陈寅恪在其代表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七章财政的“附记”写道：“此章作于一九四〇年春季，其年夏季付商务印书馆印刷，久未出版，至一九四三年春季著者始于桂林广西大学图书馆得见一九四〇年出版之《东方学报》第壹壹卷第壹册仁井田陞氏《吐鲁番发见之唐代庸调布及租布》一文，与此章所论略同。特附记岁月先后于此，以免误会。”（注11）这里，陈寅恪为避免误会他抄袭而提到的仁井田陞，正是我下面将要提到的研究中国法制史的权威学者。
作为中国学者由于语言文化以及地理、资料等方面的条件优势，本应得天独厚，但1949年以后，在文史哲方面，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似乎再也没有出现大师级的学者，而在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因研究中国史而享誉世界汉学界的学者不断涌现。例如，战后以京都大学为中心的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宫崎市定、宇都宫清吉、谷川道雄，等等。其中，我读过宫崎市定的大部分日文著作，觉得特别引人入胜。战后以东京大学为中心的“东京学派”代表人物前田直典、西嶋定生、堀敏一、野原四郎、周藤吉之等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也极具特色。日本的中国史学研究居于世界领先水平。
在中国法制史方面的研究，日本法史学者也居于世界领先水平。东京大学教授仁井田陞留下大量传世之作，如《唐令拾遗》、《唐宋法律文书研究》、《中国社会的法与伦理》、《支那身份法史》、《中国法制史研究（1）刑法》、《中国法制史研究（2）土地法・交易法》、《中国法制史研究（3）奴隶农奴法・家族村落法》、《中国法制史研究（4）法与习惯・法与道徳》，等等，他最早把日本的中国法制史研究提升到世界水平。给我影响较深的是，由于仁井田陞最初是研究西方法史的，所以他在研究中国法制史时常常与欧洲法史进行比较，并引用很大欧洲各国的外文资料。
在仁井田陞之后，日本法史学者对中国法制史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和发展。例如，东京大学教授滋賀秀三对中国家族法和对中国法与审判制度的研究提升到新的高度。又如，京都大学教授寺田浩明对中国明清法律制度的研究得到国际同行的广泛认同。尽管是研究中国法制史，令国人汗颜的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其他大学都没有出现能与这些日本法史学家比肩的中国法学者。
大约十年前，曾经有一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告诉我，他所在的中国科学院化学所在世界上数一数二，我问他根据是什么，他回答说化学所发表论文数量世界第一。但在我看来，论文数量并不与论文质量成正比，诺贝尔科学奖得主获奖成果从来都不是根据论文数量，而常常只根据某一两篇论文来授奖。中国大陆唯一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屠呦呦就是因为论文数量太少而未能当选中国科学院士。
在自然科学领域，世界大学排名指标中强调的发表论文及其引用率或许与科研创新有关（作为外行的我无法评价）。据国外机构统计，2024年中国大陆发表的自然科学论文90万篇，名列世界第一。由于诺贝尔科学奖通常根据得主几十年前的科研成果而授奖，若干年后或几十年后中国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数或许也会增多。然而，在人文社科研究方面，强调发表论文数量及其引用率显然是不利于学术研究的。例如，由于追求世界大学排名，近年来欧洲一些大学在人文社科领域也有了强调发表论文数量的反智主义倾向。曾任剑桥大学钦定历史学讲席教授、英国的欧陆史尤其是德国史权威理查德•埃文斯就指出，强调论文数量的评价体制扭曲了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正常发展，造成英国年轻的历史学家没有时间与空间从事扎实的研究和学习外语，而只是忙着写论文；论文的课题也越来越偏门和狭隘，并且越来越脱离生活。而在他年轻的时期可以花十年时间写一部长篇著作，而一篇论文都不用写。（注12）
中国大学的反智主义管理体制越来越严重，对此我主要针对人文社科领域的大学管理体制写过几篇文章。（注13）让我感到意外的是，这些年日本大学很在意世界大学排名，也开始强调论文发表数量，因此学术研究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日本中国文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东京大学教授田仲一成指出：“我认为现在日本的学术生态太残酷了。从前的学术制度是大学不授予博士学位，但授予地位，学生如果被教授认同，三十岁前后就可以在学术界立足了。现在的大学只管授予学位，但不提供地位，任由博士自己在竞争之中自我生存。三十五岁之前学者如果稳定下来的话，四十岁就可以开始学问的黄金期。可是现在许多这个年纪的年轻人还在为生计而浪费精力，究其原因，这是日本的大学模仿美国式教育。……总之体制内学者的几个成长环节，一节比一节艰难，比拼论文数量、教学经验。我们的时代，三年出一篇论文是正常的，现在要是这样的速度，可能就被淘汰出局了。如果说以前的大学秉持‘学历主义’，进了好大学就等于找到好工作，那么现在大学更多信奉‘业绩主义’，论文数量决定一切。” 如果照此走下去，日本大学的世界大学排名或许会提前几位，赶上中国大学，但学术水平和原创性研究成果必然会不断下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也会不断减少。
总而言之，在我看来，前面提到的衡量一所大学是否具备世界一流的学术标准——学术自由、有较多公认的世界意义原创性成果、培养出大批杰出的科学或学术人才、有一批杰出的教授——要比商业炒作式的世界大学排名重要得多！
注释：
注1：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world-university-rankings/latest/world-ranking
注2：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world-university-rankings
注3：2015年6月3日FT中文网。
注4：自19世纪末以后日本一些国立大学先后被政府定为帝国大学∶东京帝国大学（1886）、京都帝国大学（1897）、东北帝国大学（1907）、九州帝国大学（1910）、北海道帝国大学（1918）、大阪帝国大学（1931）、名古屋帝国大学（1938）等。二战以后这些大学的校名取消了“帝国”二字。
注5：根据日文版《京都大学大学案内2024》，该校已有11名诺奖得主，2025年日本两名诺奖得主都毕业于京都大学，其中一人在京东大学工作，因此，京都大学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应为13名。东京大学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数目是根据东京大学官网英文版得出的（https://www.u-tokyo.ac.jp/en/about/numbers.html），据此，东京大学诺贝尔奖得主总数为13名，除去文学奖2名与和平奖1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应为10名。
注6：例如，QS公司世界大学排名指标包括：学术声誉，单位教师的论文引用数，雇主评价，师生比例，外籍教师比例以及留学生学生比例等。THE世界大学排名指标包括：教学学习环境（师生比例、博士学位与学士学位比例、机构收入），研究（数量、声誉和收入），引用（研究影响），国际视野（留学生比例、外籍教师比例、国际合作比例），行业收入（知识转移）等。
注7：龚刃韧：《追忆和平主义宪法学者深濑忠一——兼议日本大学的学术自由和学者风骨》，（2019年4月3 日FT中文网）。
注8：日本的大学有一种“集中讲义”教学制度，即邀请外校的教授来给硕士研究生短期授课，通常每天连续讲课约3课时，为期两周。1983年在北海道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专业硕士生只有我一人，所以山本教授的授课对象只有我一人，但当时还有两名日本研究生（其中一名是博士生、一名非国际法专业）也旁听了山本教授的授课。2006年2月，我也曾受邀到东京大学法学院给十多名硕士研究生授课两周。我的导师杉原高嶺1993年转任京都大学法学院教授，也因此1997年我作为客座研究员在京都大学法学院从事了5个月研究。
注9：张广达：《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41页。
注10：同上注，第57页。
注11：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74页。
注12：陆大鹏：《理查德•埃文斯谈英德史学的传统与现状》，2019年10月27日澎湃新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4783807
注13：例如，《大学教授、计件工与学术自由》，载《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5年5月号，《告别“衙门化”：中国大学的出路》，载《文化纵横》2010年6月号，《中国大学目睹之怪现状》（2015年6月3日FT中文网），《中国大学官方课题背后的逻辑》（2015年7月29日FT中文网），《“拖后腿”的中国人文社科》（2019年6月21日FT中文网），《不畏权势的法学家——从哥大校级教授联想到中国大学官本位等级制》（2024年9月24日-26日FT中文网）。
（注：龚刃韧，北京大学退休教授。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