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1日，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培养了60多位博士，经济学家里最高产，论文引用率长期排名全球第二位的MIT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出版了他的第七本专著《自由民主出了什么问题？》。就在他再一次获得学界友人赞誉的时候，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却在8月17日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批判性文章《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论点却出奇缺乏说服力》，副标题是《达龙•阿西莫格鲁备受推崇，原因何在？》。
《经济学人》的尖锐批评
其实，《经济学人》针对经济学家的批评并不罕见，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2009 年《经济学人》出过专题《经济学究竟错在哪里？》，猛烈批判主流宏观经济学：指责卢卡斯、巴罗这些殿堂级学者的理论犯下基础错误；还提出过去三十年宏观经济学教育是 “成本高昂的时间浪费”。《经济学人》也批评过大红大紫的保罗•克鲁格曼（政治立场压倒学术判断）和托马斯•皮凯蒂（数据处理不严谨，结论不稳健）。
这次对阿西莫格鲁的批评非常类似，但用语非常尖锐。
第一就是数据处理不严谨，结论不稳健。以获得诺奖的论文为例，好（坏）的制度带来经济繁荣（贫穷）的核心结论，在数据处理上学术界就吵了十多年。笔者正在撰写一本书讲清楚前因后果，限于篇幅不展开。
第二就是批评阿西莫格鲁发表过多，但大部分没有新鲜的洞见，只是用复杂的数学模型和精妙的因果回归分析来包装普通人都知道的常识，《自由民主出了什么问题？》就成了活靶子。关于这个批评笔者是比较认同的，但这个已经是经济学界的通病了。无数一流名校的著名教授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历史学家也在批评经济学家做的历史计量分析没有什么价值）。阿西莫格鲁的超级高产让他获得学界霸权，早就引来圈内的嫉妒和怨言。相比之下，我最佩服的是从来不靠论文数量取胜，引用率长期排名全球第一位的哈佛大学教授安德烈•施莱夫才是例外。凭借一己之力，给经济学多个分支带来开创性的全新认知，只可惜因为一些颇为复杂的原因，还没有拿到诺贝尔奖。
第三，阿西莫格鲁通过历史复盘，在专著《权力与进步》里论述技术进步的好处，在绝大多数时间被权贵势力拿走，普通老百姓基本得不到什么好处。因此他对大科技公司主导AI 走向 “替代劳工”的做法多次发出警告，呼吁政策干预。而且，他通过数学推导，非常不看好AI（以及AGI）带来的生产率提升，这让他在经济学界和硅谷乐观派两边都不讨好。
非常有意思的是，这次《经济学人》特别针对了阿西莫格鲁与合作者在6月发布的一份工作论文《生育低谷与增长繁荣：人口变迁与宏观经济》，引用了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对论文结论的质疑。笔者看到后的第一反应是，任何论文都不完美，解释过去数据因果关系的论文，未必能够用来预测未来。这些教授的批评在学界屡见不鲜，有助于推动学术严谨和进步。但是，《经济学人》加入战团，可能把事情搞砸，有损阿西莫格鲁的名誉，也难怪他在X上表达了不满。
考虑到低生育率既是当下中国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也是笔者过去长期思考的问题之一，笔者反而觉得这篇论文的研究方法，主要结论值得重视，因此提笔写下此文。
一份颠覆直觉的研究
全世界几乎所有高收入经济体，都正在经历生育率持续下行。日本、韩国、南欧多国总和生育率已经跌到1.0 1.4区间甚至之下，远低于世代更替需要的2.1；中国生育率同样长期处于低位。大众、政策界、人口与经济学家例如易富贤、梁建章等人著书立说，形成一套普遍共识：生孩子变少，年轻劳动力供给收缩，人口快速老龄化，将会拖累经济增长，总产出长期承压，社会养老、财政压力随之放大。
这篇工作论文的作者阵容堪称豪华，四位作者有三位来自MIT，阿西莫格鲁、戴维•奥托（“中国冲击”论的提出者）、Keelan Beirne、另外一位是伦敦商学院的Andrew Scott。论文提出一个反常识的核心发现：全球历史数据显示，更低的出生率，对应更高的劳动年龄人口人均GDP增速；在美国区域样本，低出生率对应更高工资涨幅；出生率下降并没有显著压低一国总GDP。背后的机制不是教育提升、女性就业，而是年轻劳动力稀缺，会内生诱发节约劳动力的技术创新，自动化、省力技术大量涌现，抬升劳动者生产效率，结果经济增速更快，劳动者人均经济GDP更高。
虽然论文结尾警告了结论不能线性外推，但是大量媒体、网络解读直接简化成：人口萎缩不用怕，少生孩子反而有利于经济，这就引来了《经济学人》的批评。公平来说，笔者认为严肃的经济学家都不会进行这样的误读，至于财经网红的误读也不应该怪到论文作者身上，《经济学人》有些小题大做了。
生育率与经济增长的现有理论
我们先来看看过去主流经济学有哪些看待人口、生育与增长的框架，这样就容易理解这篇论文到底新在哪里。
1、新古典索洛增长模型。罗伯特•索洛凭此拿到了1987年的诺贝尔奖，也是宏观经济学教科书基准框架。模型假设人口外生给定。当人口增速下降，短期内人均资本会变多，人均产出短暂抬升；但长期来看，总GDP增长会跟着人口增速下降而下行。
通俗理解就是，人少了，机器设备分到每个人头上变多，每个人产出短期变高；但是干活的总人数变少，整个国家蛋糕总量会受到压制。索洛模型的预测是，低生育率，短期人均利好，长期总GDP受损。这也是很多人直觉认知的理论源头。
2、人口红利理论。这是现实政策讨论中最常被引用的理论。当出生率下降，少儿抚养比快速下降，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上升，社会储蓄、投资增加，带来一段时期的经济加速，这就是人口红利。但是，人口红利会随着抚养结构变化而变化。当时间继续推移，这批劳动者变老退休，老年抚养比上升，红利就会消失，转而变成老龄化压力。
很多学者认为东亚高速增长，很大一部分来自人口红利。原中金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在2013年出版的《渐行渐远的红利：寻找中国新平衡》就是这个理论的代表作，书中对中国宏观经济、产业发展、资本市场（股票、债券和汇率）的前瞻性预判，事后看非常准确。
3、内生增长理论：提出者保罗•罗默获得了2018年的诺贝尔奖，认为人口是创新的源泉，新想法、新技术需要人来创造。更多人口，会诞生更多科研人员，产生更多创新，驱动长期经济增长。按照这套逻辑，如果人口持续萎缩，未来科研者基数缩小，新思想产出变少，长期增长潜力受损。查尔斯•琼斯的著名研究《经济增长的终结》就讨论过这种风险：持续负人口增长，有可能把经济体锁进低增长陷阱。
4、数量 质量替代理论：家庭面对生育成本上升，会减少孩子数量，增加对每个孩子的教育投入。少生孩子，人力资本提升，推动人均收入上涨。这是奥戴德•盖勒和戴维•韦尔提出的 “增长大一统理论”的重要结论。这个机制的主角是家庭教育选择，而不是企业自动化技术变革。
阿西莫格鲁等人这篇论文要做的，就是用跨国、跨地区数据，检验现实数据更支持哪一套，并且提出一套新的内生技术机制：劳动力稀缺诱导节约劳动型创新。这个机制阿西莫格鲁在2010年就有理论模型，但是一直缺少大规模跨国实证证据支撑，这篇论文就是给这套理论补实证数据。
论文的研究设计
论文使用两套独立数据集，互相印证。第一套是跨国面板数据，1950 2020年，人口大于100 万国家，剔除避税天堂、重大战乱国家样本。第二套是美国722个通勤区（这个概念是奥托的首创，用于分析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如何冲击了美国不同地区的就业）的数据，观察地区生育率差异如何影响本地工资、生产率。
用了两套完全不同样本，可以避免单一跨国数据带来的缺陷。但核心的识别难题在于因果颠倒问题，最大麻烦在于富裕本身就会降低生育率。不是低生育率导致经济变好；而是经济变好，女性教育提升、机会变多，大家主动少生孩子。如果直接做回归，看到 “低生育对应高增长”，有可能是经济推低生育，而不是生育影响经济，这就是反向因果。
阿西莫格鲁等人的处理思路是，不用当期出生率，而是用几十年之前的历史出生率。例如用1950年的出生率，去看1970 2020年的经济结果。几十年前出生的一代人，几十年后才进入劳动力市场。几十年前的生育决策，不太受几十年之后经济状况的影响，以此缓解反向因果问题。
更进一步，论文使用二战各国死亡人口做工具变量，这是文章最有创新型的方法。二战死亡被分为两类：一类平民死亡，各个年龄段人口均匀损失，整体人口变少，但年龄结构变化不大；另一类军人死亡，绝大多数是年轻男性，直接造成年轻劳动力稀缺，人口总规模下降同时，劳动力年龄结构剧烈改变。
对比两种死亡的后续经济表现，军人死亡多（年轻劳动力被大量消灭）的国家，后续人均劳动GDP反而更高；单纯平民死亡，没有带来这种正向效果。阿西莫格鲁等人据此推断，真正驱动结果的，是年轻劳动力稀缺本身，而不是单纯总人口数量下降。
如何排除其他竞争性解释？
论文需要排除前面旧理论的几种解释，证明观察到的相关性，不是来自别的渠道：
首先，不是索洛模型资本稀释效应：索洛预测总GDP会下降，数据里总GDP没有显著下滑，和索洛预测不一致；其次，不是女性更多参与工作：数据没有支持低生育带来女性劳动参与大幅抬升；第三，不是家庭 “少生优育” 带来人力资本提升：教育变量控制之后，核心结果依旧成立；第四，不是农业向工业产业转移的产业结构变迁：控制产业结构，结果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