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郁青: 但您认为政府债务不会转嫁给下一代？
Paul Sheard：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所谓政府债务，实则是持有人的金融资产。美国民众通过直接持有国债，或通过401K养老基金及其他投资工具间接持有，这些国债构成了家庭资产组合的重要组成部分。假设我们将当前债务规模固定，那么下一代将同时继承36万亿美元的政府债务和等值的金融资产。从代际核算的角度来看，债务与资产实质上相互抵消。
冯郁青： 那么考虑到巨额债务的存在，政府可能需要通过增加税收来偿还债务？
Paul Sheard：我认为这个问题需要换个角度理解。如果过多的购买力被转移到未来，当后代继承这些资产时——可能是股市财富。但让我们聚焦政府债务——虽然被称为"债务"，但实质上也是他们的金融资产。当这些购买力集中释放到经济中时，就会引发通胀。届时就需要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收紧，而美联储不应独自承担这一责任。
收紧财政政策的方式不外乎两种：削减开支或增加税收。假设我们穿越到100年或200年后担任经济顾问，某天突然出现因国债集中兑付导致的通胀飙升，我们可能会建议政府通过征税回笼部分货币。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真正决定子孙后代福祉的关键因素是他们所继承的生产性资产存量。这既包括工厂、基础设施等实体资本，也涵盖技术工艺和科学知识储备。我们的后代一出生，虽然尚未创造任何价值，但将继承的是一个具有惊人生产能力的世界。
因此，问题的本质在于两种力量的动态平衡：一方面是积累的购买力规模，另一方面是经济体系满足由此产生的商品服务需求的能力。对此我持相对乐观的态度：虽然债务在积累，意味着后代也将持有大量货币资产，而且现代经济创造实际产出的能力同样在飞速提升。
二、什么会破坏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
冯郁青: 这种乐观态度确实难能可贵，毕竟在当前这个充满负面情绪的世界里，我们见证了太多疯狂的事情。不过金融界很多重量级人物，比如桥水的达利欧（Ray Dalio）就始终担忧债务问题，预言我们将面临债务危机；摩根大通的戴蒙（Jamie Dimon）也警告市场可能出现崩盘。考虑到近期美债市场的动荡和美国债务规模问题，我想问：这是否会影响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
Paul Sheard：这要看你具体指哪些因素。美元储备货币地位确实面临一些隐忧，但债务规模在我看来并非主要因素。实际上有些人持相反观点：成为储备货币意味着全球对美元存在需求。而且别忘了在金融行业，我们一直将美国国债视为安全资产或无风险资产，这是市场共识。
冯郁青: 但市场动荡让很多人开始质疑美元作为避险资产的地位。
Paul Sheard：说实话，我并没有看到国债市场出现真正的动荡，也许是我疏忽了。
冯郁青： 穆迪已经下调了美国国债评级。
Paul Sheard：目前三大评级机构中，标普早在2011年率先下调评级，随后是惠誉，最近则是穆迪。现在它们都将美债评为了AA+级。当然我们可以讨论这个评级是否准确，但我客观来讲，虽然它比AAA低一级，AA+这个评级已经是极佳的信用评级了。
我们经常谈论“储备货币”这个概念，美元确实是全球最主要的储备货币。但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储备货币实际上包含两三个不同层面的含义，需要分别剖析：
首先其拥有最基础的央行储备功能。目前全球许多政府和央行持有的外汇储备中，美元占比约58%，这个比例较过去有所下降。换言之，各国央行在配置安全、流动性高的外汇储备资产时，正逐步实现多元化。欧元在其中占比约20%，英镑和人民币占比较小，日元在4%左右。
其次是贸易结算和融资货币功能，黄金与大宗商品以美元计价，跨国企业融资和采购设备也主要使用美元。因此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具有多重属性，这些属性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
冯郁青： 这样看来贸易战显然无助于维持美元地位。
Paul Sheard：贸易战确实是另一个非常重大议题。我反对将美元武器化——利用其储备货币地位实施金融制裁，包括冻结甚至没收他国外汇储备、将别国银行排除在SWIFT系统之外等做法。作为经济学家，我认为这非常危险。美国已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没必要再将金融武器化。长远来看，这种行为（而非债务问题本身）可能危及美元储备货币地位。正如1960年代法国财长所言，美元享有"过度特权"的同时也必须承担相应责任：权利与责任必须对等。
三、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底层逻辑——美国已经没有那么强大
冯郁青: 说到贸易战，您曾在专栏文章中分析过特朗普行为背后的逻辑。能不能帮我们梳理一下特朗普发起贸易战的逻辑？您曾指出，二战后由美国主导建立的全球贸易体系，可能已经难以为继。因为美国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强大和富有，无法继续单方面开放市场却不要求对等回报的贸易模式。那么你是否觉得，特朗普认为这个体系对美国不公平，是有一定道理的？
Paul Sheard：这个问题很有深度。虽然我不倾向于使用“不公”这个词，但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的工作是通过观察事态发展来理解其内在逻辑，而非陷入情绪化或政治化的解读。可以这样说，我其实一直在试图理解特朗普的行为逻辑。
一个合理的解释是：无论是第一任期的特朗普（Trump 1.0）还是现在的特朗普（Trump 2.0），他本质上都是在反抗这个他继承下来的体系。作为三军统帅、世界上最重要的总统，他审视现状时会质疑：这个体系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从更宏观的视角看，问题的核心在于所谓的“美国治下和平”（Pax Americana）体系已经面临重大挑战。这个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框架，可以说已经走到了其寿命的尽头。
那么，什么是“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简而言之，这是指美国作为全球最强大的国家，扮演着所谓“仁慈的霸权”角色。虽然有人认为这种霸权并不那么仁慈，但总体而言，美国的意图是善意的，在试图管理世界秩序。这一体系从二战结束后一直延续至最近10年、15年前，产生了改变。
该体系包含两大支柱：首先，美国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保障全球安全与海上航道畅通，维护国际秩序；其次，美国支撑着所谓的“自由国际秩序”，在战后向日本、德国、欧洲以及后来加入WTO的中国开放市场，基本上是在说：“我们会接纳你们的商品，而不一定要求对等回报。”从经济学角度看，二战后美国经济规模约占全球GDP的50%，如此庞大的体量使其能够承担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成本。公共产品的经济学原理在于：虽然成本由单一主体承担，但收益却广泛扩散，因此往往会出现供给不足的问题。但当时的美国作为全球霸主，不仅能够独自承担这些公共产品的供给成本，同时也能从中获取利益，并借此巩固自身的权力和国际声望。
将时间快进到现在，最大的变化就是中国的崛起。经济学家在衡量和比较经济体规模的时候，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目前约占全球GDP的20%，这主要得益于其14亿人口的庞大规模；而美国约占15%。但如果按名义GDP和市场汇率计算，美国约占27%，中国约占17%。数据可能各有说法，但关键在于，如今世界上已经出现了两个超级经济体。
我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转折点。比如说特朗普总统，他会这样看待这个问题：“我们现在GDP是30万亿美元，每年却要拿出约3.7%的GDP、也就是大约1.1万亿美元，用来保障日本、韩国、还有北约——这个联盟如今正不断扩张，成员国已经多达31个——的安全。与此同时，看看德国，他们的国防支出只占GDP的1.5%，法国也差不多是这个水平。”于是特朗普政府一直尝试在促使这些盟友增加军费防务开支，从而让美国能够相应减少自己的负担。
经济学中常说“枪炮与黄油” 。我们知道“枪炮”指的是军事支出，而“黄油”指的是国内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体系等等这些造福民众的项目。这也是“让美国再次伟大”口号的另一层含义：美国的部分基础设施早已年久失修，比如你在纽约市内乘地铁出行，虽然还是能从A点到B点，但体验已今非昔比。所以，他认为应当把更多的钱投入国内建设。
再说到贸易。特朗普又会质疑：美国的关税本来就很低，但中国、欧洲、日本却普遍设置了更高的关税，甚至还存在各种所谓“非关税壁垒”。从他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公平的。还有一点需要补充的是，特朗普的思维模式似乎非常“重商主义”。如果你熟悉经济史就知道，这并不是在赞扬他。当经济学家说一个人“重商主义”，其实是批评其观念落后——你落后了200年，没有跟上现代经济学的脚步。但他确实是这么认为的，他相信贸易应该实现平衡，美国的贸易逆差会消耗国家财富；而中国或日本的顺差则意味着它们向美国出口的商品多于它们进口的。这对日本或中国有利，对美国则是损失。但经济学家往往持相反观点：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是笔不错的交易——我们获得了大量商品，而且只需给对方这些印出来的“纸”交换即可。
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特朗普是在对一个现实做出回应：为什么全球贸易体系的公共产品要由美国单方面提供？他的主张是，大家应该在对等基础上参与全球贸易和安全事务。他提出了“互惠关税”等概念，目前90天的观察期尚未结束，我们还需看后续进展。但从我的理解来看，他的策略就是“挥舞大棒”，促使他国就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