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start":8.93,"text":"2024年夏天，英国经历了一轮十多年来最严重的公共秩序危机。它的起点并不是财政紧缩、也不是某项突然的政策转弯，而是一宗极端暴力案件在社交媒体上的失控传播：南港（Southport）持刀袭击造成三名儿童死亡后，关于凶手身份与动机的错误信息在平台上迅速扩散，继而点燃街头愤怒、把原本局部的治安事件推向多城连锁骚乱。许多研究与官方复盘都指出，线上谣言与煽动性内容在其中起到了“把火从一处带向多处”的作用，警方在数日内面对的是一场典型的“线上—线下”联动危机，而不仅是单点的街头暴力。"}],[{"start":49.14,"text":"这场骚乱之所以值得被放到“主权”语境下讨论，是因为它揭示了一个越来越清晰的现实：影响公共秩序与民主政治运行的关键变量，正从传统国家机构（议会、内阁、警方、主流媒体）转移到一个更难被制度化约束的结构——算法驱动的平台分发系统。当信息的可见性、传播速度、情绪强度由平台逻辑决定时，国家仍然拥有法律与强制力，却越来越难以控制公共情绪的“生成—放大—扩散”链条。"}],[{"start":80.96000000000001,"text":"正是在这样的背景里，英国军情六处（MI6）新任负责人布莱斯•梅特维利在首次公开演讲中强调“前线无处不在”，并把技术扰动、信息操纵与“混合威胁”并列为国家安全的新常态。她公开指出，强大的技术与其掌控者正在获得接近国家的影响力，算法与信息操控正在改变社会与冲突形态，情报体系必须像掌握外语一样掌握代码。这不是一句“科技伦理”式的感慨，而是安全体系对权力结构变化的承认：公共权力的关键接口，正在被重新分配。"}],[{"start":117.05000000000001,"text":"如果说过去十年英美欧首先警惕的是普京式的外部影响行动——外国国家如何利用社交平台放大社会裂痕、削弱选举信任——那么英国在2024年骚乱期间经历的另一层冲击，则更具时代特征：平台所有者本人开始以极高频率、极高触达率直接介入英国国内政治叙事，并与新上台的工党政府形成公开对抗。骚乱期间，埃隆•马斯克在X上评论英国局势，其中最具标志性的，是他在一段与英格兰骚乱相关的视频下回复“内战不可避免（civil war is inevitable）”。唐宁街10号随即公开批评该言论“不负责任”，强调骚乱“没有任何正当性”。"}],[{"start":158.5,"text":"这里的关键不在于“马斯克说得对不对”，而在于他在这场公共对抗中具备一种前所未有的双重身份：他既是政治表达者，又是平台规则与分发结构的最终控制者。传统民主制度假定，公共辩论发生在相对对等的传播环境中：媒体可以偏向，但至少存在多元竞争、存在编辑责任、也存在监管与法律边界。平台时代打破了这一前提。一个拥有巨量关注者、同时掌握平台治理权的人，不仅能发表立场，还能在事实层面改变公共辩论的地形：哪些话题被推送、哪些账号被推荐、哪些内容获得扩散速度与情绪收益，这些“看似技术”的选择，本质上都在塑造政治。"}],[{"start":203.4,"text":"那么，英国面对马斯克等人的攻击与放大，其态度为何显得比法国、德国更犹豫、更难“正视挑战”？原因并不是英国缺少风险意识，而是英国在制度与政治文化层面更难把平台问题迅速上升为“主权防御”。首先，英国政治对“言论自由”与“政府不直接干预表达空间”有强烈惯性，任何硬性行动都容易被反击为“审查”或“政治打压”，这使政府更倾向采取“口头反驳、警务处置、事后追责”的路径，而不是迅速推出针对平台分发与透明度的强监管框架。其次，英国虽有《在线安全法》等工具，但其治理重心更多落在非法/有害内容的义务与执行上，面对“所有者以平台身份介入政治对抗”的新局面，仍缺乏欧盟式的结构化处理（例如系统性风险评估、研究数据开放、算法透明的强制机制），因此容易在公众冲突面前退回到“政治争论”的语境，而不是“制度主权”的语境。再者，英国高度市场化的政治经济传统长期默认：平台是企业，舆论是市场，政府应尽量少当裁判。这套默认设置在“平台成为基础设施”的时代开始失灵，但纠偏非常困难。"}],[{"start":279.16,"text":"法国与德国之所以看起来更“敢于正视”，并不只是政治意志更强，而是其共和国/国家安全传统更容易把信息空间视为国家秩序的一部分，进而更自然地将平台风险纳入“国家能力建设”。换句话说，同样面对平台放大与外部影响，法国与德国更容易将其定性为“混合威胁”；英国更容易把它处理成“公共舆论争执”与“治安问题”。两条路径都在行动，但前者更像主权防御，后者更像危机管理。"}],[{"start":311.44000000000005,"text":"把镜头从英国移到美国，会更清楚地看见平台所有者如何把社交媒体当作政治武器。2025年，马斯克与特朗普公开决裂，争执几乎以“实时直播”的方式在X与特朗普阵营的社交平台上同步展开。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直接称马斯克“失去理智（lost his mind）”，并表示不太有兴趣与其对话。与其说这是两位名人的口水战，不如说它揭示了一个结构：当平台所有者本身就是政治角色，平台就不只是传播工具，而是政治力量投射与组织动员的基础设施。马斯克可以用X发起议题、制造可见性、召集盟友、压制对手叙事，同时让冲突以算法友好的方式持续占据公共注意力。这种能力在传统媒体时代并不存在；在民主制度的经典设计里，也几乎没有对应的制衡机制。"}],[{"start":364.95000000000005,"text":"因此，“国家主权正在被重新定义”并不是一句宏大叙事。它有非常具体、可观察的含义：主权不再仅仅是对领土与暴力的垄断，也越来越取决于国家能否保护民主制度赖以运行的认知环境——信息是否可追溯、资金与账号网络是否透明、平台是否必须开放研究数据、算法风险是否可审计、以及当平台所有者以政治身份介入国内冲突时，国家是否拥有明确的制度回应。梅特维利所谓“最重要的不只是掌握技术的人，而是最有智慧引领技术的人”，落到政治层面，其实就是一句更直白的话：民主国家必须把平台治理从“内容纠纷”升级为“主权能力”，否则公共权力会在不经投票、也不经立法的情况下，被悄然搬运到少数技术结构与少数个人手中。"}],[{"start":415.15000000000003,"text":"不过，英国仍然拥有一些关键条件，使其有可能在这一轮权力重构中重新站稳脚跟。英国的优势不在于强行政或快速立法，而在于其制度对长期问题的“缓慢吸收能力”——通过议会调查、司法先例、监管试点与跨部门协调，把原本模糊的风险逐步转化为可治理对象。历史上，无论是金融监管、情报监督，还是广播与媒体规则，英国都曾在看似滞后之后，完成过制度层面的补课。"}],[{"start":446.17,"text":"如果说法国与德国更擅长以国家之名划定红线，那么英国真正可能提供的，是另一种路径：在不诉诸行政强制的前提下，通过制度设计把平台权力重新嵌入民主问责之中。这样的路径更慢，也更脆弱，但一旦成功，其示范意义可能更大。主权的重建，不必以对抗技术开始，而可以从重新定义责任开始。只要英国仍愿意承认问题、命名问题，并把平台权力当作公共权力来对待，那么它仍有机会在算法时代，为民主国家保留一条可行的前路。"}],[{"start":482.53000000000003,"text":"（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url":"https://audio.ftcn.net.cn/album/a_1766126622_5348.m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