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start":8.04,"text":"Karthik Sankaran是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全球南方项目的地缘经济学高级研究员。"}],[{"start":15.049999999999999,"text":"中国2025年的货物贸易顺差据报达到了约1.18万亿美元。美国同一年的货物贸易逆差为1.24万亿美元。这两项数据几乎相当，促使许多人得出一个广泛流传的结论：全球失衡源于中国的顺差和美国的逆差，并就其成因展开了热烈讨论。但第三个数字——1.5万亿美元，即美国医疗支出相较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年度超额——却未受到同等关注。或许这点更该受到重视。"}],[{"start":47.44,"text":"一种观点认为，这种失衡完全是中国的责任，正如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所言。他多年来一直坚称，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以及由此带来的贸易顺差）是偏好相对生产率的低工资、从而使消费在GDP中的占比偏低的政策的结果。以莫里斯•奥布斯特费尔德(Maurice Obstfeld)为代表的另一种更为正统的观点认为，“归根结底，（美国）政府的赤字是贸易逆差的主要驱动因素。”争论也基本停滞在这里。"}],[{"start":77.72,"text":"至少对中国而言，这场辩论不仅谈宏观总量，也纳入部门层面的考量，算是把视角从“三万英尺”降到“两万英尺”。医保覆盖不足被视为导致过高的预防性储蓄、从而抑制消费的主要因素。于是，似乎形成了一条因果链：较低的医疗保健支出（占GDP的7%）导致过度储蓄和消费不足，进而导致贸易顺差。（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刚刚指出，尽管中国的消费占GDP比重较低，但多年来消费一直在稳步上升。）"}],[{"start":112.77,"text":"在其关于全球失衡的报告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第24页也作出了未点名但明确的指涉中国的表述，称：“在实践中，金融抑制往往与强制储蓄政策相结合，从而将期望储蓄曲线向右推移。这些措施的例子包括社会保障网络的低水平供给。”"}],[{"start":133.04,"text":"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美国相应赤字的检查只停留在一项例行公事式的声明——美国应当降低其财政赤字——以及在第38页对美国控制医疗保健成本的温和呼吁上。"}],[{"start":145.5,"text":"不过，把话说得更清楚或许有帮助。如果持续的顺差国消费不足，那么持续的逆差国很可能在过度消费。而全球最大的逆差国正在大规模消费的正是医疗保健。"}],[{"start":160.69,"text":"按占GDP约17%计算，美国在医疗保健上比最接近它的一些发达国家至少多花了额外5%的GDP，但在覆盖范围和结果两方面的表现却更差。约2700万美国人没有保险，而美国所有群体的平均孕产妇死亡率是英国或德国的数倍。"}],[{"start":null,"text":"
"}],[{"start":181.07,"text":"如果将中国的医疗保健支出不足视为全球失衡的重要成因，那么美国每年1.5万亿美元的“超额”支出是否也应作如是观？"}],[{"start":190.51,"text":"这不只是从那些把消费、投资、储蓄与外部收支联系在一起的方程中推断因果关系（这一倾向或可称为“会计恒等式政治”）。一方面，一个庞大且低效的非贸易部门对整体经济的基本作用机制，往往会推高实际有效汇率，使出口更昂贵、进口更便宜。"}],[{"start":210.6,"text":"除此之外，还涉及医疗成本的分担方式。美国独特地高度依赖雇主提供的健康保险计划。Kaiser Family Foundation的数据显示，约一半的美国人通过雇主健康计划获得医疗保障，年均成本约2.7万美元，其中约2.05万美元由雇主支付。"}],[{"start":230.35999999999999,"text":"高昂的保险费用源于极高的医院与手术费用。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与经济学系副教授扎克•库珀(Zack Cooper)博士在近期一篇文章中指出，进行一次私人保险覆盖的髋关节置换手术，医院可获得2.9万美元，联邦医疗保险计划(Medicare)覆盖的同类手术则为1.6万美元；而德国的医保体系为同一手术向医院支付9400美元。由此可见，尽管关于财政失控的抱怨不绝于耳，至少在这一点上，美国这套按年龄限制的单一支付方体系，提供的医保费用比私人方案低约50%，但仍然是其他工业化国家的165%。美国医疗体系的组织方式也推高了行政管理成本：2021年人均为925美元，而同类国家为245美元。此类数据举不胜举。"}],[{"start":282.61,"text":"对于全球南方那些较不富裕且被美国加征关税的国家而言，更雪上加霜的是，美国政治体制没有能力解决住房、医疗等非可贸易部门的棘手问题，似乎使这些怒火被转嫁到了贸易上。"}],[{"start":296.3,"text":"本周由美国财政部长撰写的评论文章就提供了这种修辞手法的一个例子。这一政治策略的代价清楚体现在美国与全球南方一系列国家关系的恶化上。随着印度等国家以及东盟(ASEAN)等组织承受来自华盛顿的反复无常的贸易政策所带来的冲击，它们对贸易的怀疑仍远小于美国，并且正在寻求替代性的贸易安排。"}],[{"start":321.43,"text":"政治路径依赖使这发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作为基于前述美国医疗成本论述的思想实验，可以设想一个通过增值税筹资、以约12%的GDP提供全民覆盖的全国单一支付方医疗体系。从全球失衡的角度看，这种结果可能会降低美国GDP中的消费占比（从而经由会计恒等式“允许”更小的贸易逆差）。同时，它还会降低可交易部门的非工资雇员成本，相当于以税收手段复制本币走弱的效果。"}],[{"start":354.78000000000003,"text":"上述情形或许永远不会发生，但至少值得考虑的是：美国经济一个占比最大的部门中那种很大程度上未被注意的、昂贵且低效的巨大组合可能正是任何有关全球失衡辩论中的“暗物质”。"}]],"url":"https://audio.ftcn.net.cn/album/a_1778059825_2358.m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