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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

为“繁荣”定价:全球国债收益率为何狂飙?

周俊:全球国债收益率的上行,绝非政府被推进了债务地狱,而是资本在实体繁荣、风险资产与汇率重估中寻找新平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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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start":8.83,"text":"当标普500指数创下历史新高、日经225指数突破6.6万点的历史高位、美元指数逐渐攀升之际,全球主要经济体的长期国债收益率也同步狂飙至数十年高点。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触及5.1%,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破3.2%,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触及1.8%,英国、法国、意大利的国债长端收益率也同步走高。全球债市经历了一场被称为“历史性抛售”的重新定价。主流媒体与华尔街空头习惯性地把当前现象解读为主权债务危机的前兆,认为各国财政赤字正在失控,债券危机即将卷土重来。这种将收益率上行等同于债务恶化的悲情叙事简单、刺激,也最容易引发公众共鸣。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start":62.94,"text":"其实,这种流行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搞错了因果关系。这一轮全球国债收益率的上行,本质上不是政府信用破产的预警,而是一场宏大的资产再配置运动。当AI驱动的股市盈利增长足够强劲、当美元资产的相对收益优势持续扩大、当高评级企业债提供了远比国债丰厚的利差,理性的投资者为什么还要死守收益率微薄的政府债券?"}],[{"start":90.32,"text":"判断收益率的飙升究竟是源于信用违约还是不同资产间的竞争性配置,金融学提供了一个极其客观且不可篡改的检验指标,那就是信用利差。如果主权债务确实濒临崩溃,资金出于恐慌逃离违约风险,高收益企业债利差会暴涨,公司债发行通道将迅速冻结,股市也将出现资产负债表衰退式的深幅下挫。这正是2008年次贷危机与2011年欧债危机期间的经典图景。"}],[{"start":121.49,"text":"然而,当前的全球市场呈现出完全相反的景象,全美高收益企业债利差收紧至近二十年来的极低分位数,投资级公司债发行获得超额认购,标普500指数与日本东证指数频繁刷新历史高位。这些硬核数据背后的含义十分明确。那就是市场根本没有在定价违约风险,而是在定价更高昂的资本成本。全球国债收益率的上行,绝非政府被推进了债务地狱,而是资本在实体繁荣、风险资产与汇率重估中寻找新平衡的结果。如果进行深层归因,驱动国债收益率重估的因素有以下几个:"}],[{"start":161.67,"text":"第一,资本支出的超级周期。过往二十年,全球超低利率甚至负利率的现象已被三种资本开支浪潮彻底颠覆,分别为AI算力基础设施、全球供应链近岸化以及能源低碳转型。这些都需要海量的资本,投资需求也因此超过了储蓄需求,资本重新变得稀缺,自然会引起利率结构性上移。"}],[{"start":185.69,"text":"第二,风险资产的“虹吸效应”。资本永远追逐最高的回报率,在新一轮科技革命驱动下,以生成式人工智能、半导体产业链重构以及工业自动化为代表的科技繁荣,极大地提升了全球龙头企业的资本回报率。当科技巨头与优质工业企业能够提供两位数的股权回报率时,金融机构对无风险资产的要求随之被拉高。这不是债市的溃败,而是股市与实业繁荣对资金产生的强劲吸引力。"}],[{"start":217.65,"text":"第三,跨国资金的重新平衡。债券定价从来不是孤立的国内事件,强劲的经济基本面支撑了本币汇率的相对韧性,货币走强与高无风险收益率叠加,构成了对全球主权基金与跨国资本极具吸引力的“双重收益”。以日本为例,日本央行彻底终结负利率,促使离岸套利交易平仓,资金回流日本本土追求复苏的高收益资产。跨国资金在离岸债市边际买盘的调整,直接推动了全球债券的重新定价。"}],[{"start":250.68,"text":"第四,债券期限溢价的回归。在过去的量化宽松时代,央行强行压低了长端债券的期限溢价。随着央行干预退场,期限溢价向历史均值回归。收益率曲线的陡峭化,标志着持有长期债券重新获得了应有的时间风险补偿,这也是金融体系价格发现功能的正常修复。"}],[{"start":274.9,"text":"一般来说,决定政府债务占GDP比重是否恶化,取决于名义GDP增速(g)与债务加权平均利率(r)的差值。只要 g > r,经济体就能凭借名义增长与适度通胀红利自然稀释债务负担。以美国为例,其债务的加权平均发债成本(r)约3.2%,而名义GDP增速(g)维持在5%以上。正向利差为政府提供了坚实的缓冲空间。只要名义增长的繁荣引擎不熄火,收益率的攀升就绝不会演化为主权债务危机。"}],[{"start":309.71999999999997,"text":"那么,有人可能会问,难道40万亿美元的联邦债务、万亿美元的年利息支出、长期维持在6%以上的财政赤字率,这些不引人担忧吗?当然,但需要区分周期性现象和结构性风险,不要把两者混为一谈。当前这一轮收益率上行,主要驱动因素是资产轮动和资金重配,属于周期性现象。彭博数据显示,9月之前长端收益率上行约一半由期限溢价贡献,仍在可控范围内。真正的危机(如2012年欧债危机)会出现短期融资市场冻结以及银行间流动性枯竭等现象,而这些当前都未发生。美国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仍然充裕,货币市场基金规模虽有波动但总体稳定,企业债发行顺畅,这些都不是危机的特征。但是,经济结构性风险确实在累积。联邦净利息支出已达约1万亿美元,约70%国债将在未来5年内滚动到期,旧债多为超低票息,新发债利率则在3%—5%区间,利息负担将永久性抬升。如果AI驱动的生产率增长能够覆盖这部分成本,那么问题自然不大。但如果技术革命的红利消退,而财政政策迟迟没有调整,那么5—10年后真正的财政压力便会显现。"}],[{"start":393.76,"text":"面对资本重新变得昂贵与稀缺的新常态,投资者不妨尝试“哑铃型”资产配置。股票资产方面,关注重点应从市盈率估值扩张转向资本回报率与自由现金流,可以重点配置具备定价权且现金流充沛的行业龙头。债券资产方面,应从押注降息赚资本利得转向锁定高票息,在4.5%—5.5%的收益率环境中,通过短期高息国债与优质公司债锁定确定性现金流。大宗商品方面,应该看到超级资本开支潮(AI基础设施、电网升级、能源需求)赋予了基础设施资产极高的战略配置价值。"}],[{"start":435.05,"text":"每当市场出现大幅波动,最简单的解释往往最容易传播。“债务危机”四个字足够惊悚、吸睛,也足够符合人们对“政府寅吃卯粮终将自食其果”的道德直觉。但金融市场的运行逻辑从来不依从道德叙事,它只服从一个最朴素的规则——资本永远流向风险调整后收益更高的地方。"}],[{"start":457.75,"text":"我们正在见证的,不是一场主权债务危机的序幕,而是全球资产定价锚的一次系统性重塑。美国国债不再是唯一的无风险资产,优质企业股权和高评级信用债正在分享原本专属于国债的配置资金。美元不再仅仅是避险货币,也成了风险偏好上升时的受益货币。财政可持续性问题长期存在,但它被技术革命带来的增长红利暂时对冲。"}],[{"start":486.77,"text":"30年前,互联网革命开启了一轮长达十年的股债双牛,最终以泡沫收场。今天,AI革命正在开启一轮全新的资产重定价,其过程注定波折,但方向已经清晰。对于聪明的投资者而言,与其在债务危机的恐慌中错过这轮变革,不如沉下心来,在股、债、汇、商四个市场的新均衡中,寻找属于自己的阿尔法。"}],[{"start":512.41,"text":"(作者系资深投资人。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tao.feng@ftchinese.com)"}]],"url":"https://audio.ftcn.net.cn/album/a_1791418059_6415.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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