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剑桥大学前教授贾森•阿代尔（Jason Arday）近日去世，年仅41岁。2023年，37岁的他成为剑桥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黑人教授，一度被视为英国高等教育多元化的重要象征。去世前不久，他因论文抄袭及个人履历等方面的争议辞去教职。警方表示，其死亡虽然出乎意料，但没有可疑之处。
我们不应猜测他的死因，也不应以他的去世代替对相关指控的调查。抄袭是对学术诚信的严重破坏，有关问题理应按照证据和程序接受审查。少数族裔身份不能成为回避学术标准的理由。
但学术问责与人的尊严并不矛盾。正式调查有明确的证据范围、回应权利和程序终点，公共舆论场上的围攻却没有这些边界。在阿代尔事件中，外界的审视很快从具体论文扩展至他的童年、残障经历、慈善活动、个人履历乃至整个生命叙事。对证据的调查逐渐演变成了对一个人全部人生的公开审判。
这场悲剧因此提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当一名少数族裔学者取得成功或者陷入争议时，他是否有权只代表自己？
少数族裔学者成功时，大学往往愿意将其视为多元化的证明；一旦其中某个人出现问题，其经历又可能被用来质疑整个平等与多元政策，仿佛一个人的行为能够证明某个族群是否配得上进入精英大学。多数族裔学者通常能够作为个人接受赞扬或承担责任，少数族裔学者却更容易被迫代表一个群体。
我的经历与阿代尔不同。华人学者在英国面对的处境，不能与黑人群体所经历的历史和现实简单等同。但我同样体会过一种“有条件的归属”：一个人可以不断获得职位、职称和制度认可，却仍然被首先视为某个族裔或国家的代表，而不是一个拥有独立判断的学者。
我的学术职业发展并不符合英国大学的常规节奏。我用两年完成博士论文，27岁进入学界，29岁在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晋升为高级讲师——在国际职级比较中大致相当于副教授——31岁被兰卡斯特大学艺术和社会科学学院任命为中国与国际研究教授，同时兼任兰卡斯特大学孔子学院英方院长。
这是一条非常规的晋升轨迹，但兰卡斯特大学没有将我的任命宣传为“历史性突破”，也没有突出我是否是最年轻的正教授。我本人同样刻意对年龄保持低调。我希望自己的任命建立在学术成果之上，而不是被包装成一个少数族裔的励志故事。
这条职业道路也并非轻易获得。我必须在很短时间内持续发表经过同行评审的研究成果，迅速建立国际学术声誉，一度被同事半开玩笑地称为“论文机器”。在我自己的经验中，少数族裔学者如果想走得更快，首先必须让学术履历足够有说服力，才有可能跨过进入、晋升和获得认可的门槛。
然而，成为教授并不意味着其他障碍就此消失。学术能力可以帮助一个人获得职位，却不能自动消除别人对其口音、国籍、文化背景和政治立场的预设。大学可以授予一个人教授头衔，却未必同时给予他无条件的信任和归属。
我的职业发展也得益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国快速崛起，英国大学加快国际化，政府、企业和社会都需要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能够研究中国政治、外交和国际关系的学者，因此成为英国大学需要的稀缺人才。我的个人努力恰好与这一结构性需求相遇。“中国背景”和“中国专长”在当时更多被视为学术资源和战略资产。
但随着地缘政治环境变化，同一种身份也可能获得完全不同的含义。中英关系日趋紧张后，国家安全逐渐成为英国对华讨论的主导框架。过去，人们更可能问：“你能否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后来，隐含的问题越来越接近：“你究竟代表谁？你的忠诚属于哪里？”
这种变化在我担任兰卡斯特大学孔子学院英方院长期间尤其明显。孔子学院是由中英高校合作建设并获得中方支持的语言文化机构。围绕其治理、资金来源和学术自由提出问题完全正当，我也始终支持基于事实的透明审查。但针对具体机构的合理质疑，有时会外溢为对华人学者个人独立性和忠诚度的普遍怀疑。
英国媒体近年来频繁报道涉及中国研究人员、学生和学术合作的间谍、干预及国家安全风险。部分事件涉及真实风险，当然应当依法调查。问题在于，当这些个案汇聚成一种笼统叙事时，普通中国学者也可能被要求不断证明自己不是潜在威胁。
在这种环境中，族裔身份与专业领域形成了双重标签：因为来自中国，一个人的忠诚可能被怀疑；因为研究中国，他的学术判断又可能被理解为具有特殊政治动机。观点不再只是按照证据和逻辑受到评价，还要经过一个隐含的问题：作为一名中国人，你为什么这样说？
这正是“有条件的归属”。你可以在制度中持续晋升，甚至进入最高学术职级，却仍需要反复证明自己拥有独立判断；你可以为所在大学创造研究影响、国际联系和公共价值，却依然可能被视为一个需要解释的“他者”。成功能够提升地位，却未必能够消除身份边界。
去年，在英国大学学习和工作13年之后，我选择离开英国，前往香港。种族并不是我作出这一选择的唯一原因，它只是我在英国高等教育体系中逐渐意识到的多个问题之一。但来到香港后，我才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过去的自己耗费了多少精力去协商身份、解释立场和证明归属。
作为一名来自中国内地的学者，我现在不再觉得种族是日常职业生活中的显著问题，也不再觉得“中国人”这一身份本身会使我的忠诚成为一个隐含问题。香港大学同样存在竞争、等级和其他形式的问题，不同内地学者也可能有不同感受。但就我个人而言，在这里首先被视为同事和学者，而不是一个需要解释的族裔和政治类别，带来了更强烈的归属感。
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英国失去人才、香港赢得人才”的故事。英国大学曾为我提供宝贵的职业机会，我也从英国的学术传统、同行评审和国际化环境中受益良多。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当地缘政治紧张使某一种国籍、族裔或专业背景被持续安全化时，人才流动的方向也会随之改变。
英国需要能够理解中国，同时熟悉英国社会与学术制度的桥梁型人才。中英之间的分歧越大，这些人就越重要。如果他们长期感到自己的独立性和忠诚受到预设性怀疑，他们最终可能选择离开。英国失去的将不仅是个别学者，也是理解和处理对华关系所需要的知识、经验与沟通能力。
少数族裔学者不需要更低的标准。抄袭、造假和其他学术不端行为都应按照统一标准接受调查。但少数族裔学者需要与其他人相同的权利：其成就和错误属于个人，其研究按照证据受到评价，其族裔身份不被自动转化为对整个群体或政治忠诚的审判。
学术晋升只是给予少数族裔一个席位；真正的归属，是他们不必因为自己的出身而不断证明自己有资格坐在那里。
（注：曾敬涵，香港城市大学教授，国际关系学者。目前担任《剑桥技术与全球事务论坛》(剑桥大学出版社英文期刊)创刊主编。曾任英国兰卡斯特大学政治、哲学和宗教系教授，及该校孔子学院院长。著有三卷孔子学院回忆录，第一卷中文版《孔子学院：争议与现实》在2026年于香港出版。学术生涯前曾就职于纽约联合国总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